从话语研究到文学语言研究——文贵良教授访谈录

一话语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王海晗:文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据我了解,您从硕士期间就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的语言现象,当时的突破口主要集中于1990年代以后在学术界逐步兴起的话语研究,硕士论文《解构与重建——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全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博士论文则是接续之前的方向,着力于描述中国战争年代(1937-1948)的文学话语转型,后来凝结为《话语与生存》一书出版。

封面传媒小封《万物都相爱》:人工智能的“有机体”诗歌论

与微软小冰的《阳光失了玻璃窗》(2017)备受关注相比,封面传媒小封的《万物都相爱》(2019)却很少有人提及。搜索知网,没有一篇论文是重点论述《万物都相爱》的。(1)这也难怪,《阳光失了玻璃窗》独占了国内“人工智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诗集”这一称号,而随后出版的《万物都相爱》只能作为陪衬。但是从人工智能输出汉语仿诗的发展角度看,笔者倒是觉得《阳光失了玻璃窗》类似于中国新诗史上胡适的《尝试集》,主要作用是开风气;而《万物都相爱》类似乎中国新诗史上郭沫若的《女神》,主要作用是创境界。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脉络清晰,分期清楚,以学术上的时代思潮为线索,贯穿了众多学者。梁启超所理解的“时代思潮”,在思想上有独创,在文化上很奋进。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能成为“时代思潮”的学术有汉代的经学。

大众话语:对20世纪30、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论述

本文认为 ,从 2 0世纪 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到 4 0年代延安根据地的文艺大众化的发展中 ,形成了一种话语模式 :大众话语。本文先从生成机制、言说方式和话语主体三个方面描述大众话语的生成史 ,接着分析大众话语的三个特征———明朗性、无主体性和权化功能 ,最后分析知识者接受改造进行自我改造的合法性根据和勇气 ,从而展示知识者改造和同化的存在状态。

语言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当代学者运用西方语言理论和话语理论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现代知识者对“文学汉语”的想像与实践。本文从文学史的脉络中确立了运用西方语言理论来阐释现代文学中文学汉语的可能性,但是任何某种西方的语言理论都无法支撑对文学汉语的现代发展的解读。最后,对文学汉语的实践和想像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描述框架。

回归与开拓：语言-文学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关键词

本文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把"语言"作为"剩余物"的状况,提出把"语言-文学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关键词的主张,甚至认为应该从语言的角度来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本文从三个部分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分析语言与文学、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同一性问题;其次分析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三部著作在处理语言与文学史关系的"得"与"失"。最后借助周作人的个案分析"语言—文学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基础、文学汉语的发展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同步性、以及文学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同一性。

鲁迅:“结核”式汉文观与中国人的存亡

一般说来，喜欢写作的人对文字有某种沉迷，只是沉迷之途千姿百态。鲁迅对文字的沉迷至少可以追溯到他青少年时代的抄书。少年鲁迅有两大爱好：一是摹图，一是抄书。

功能与实践:20世纪战争年代(1937—1948)文艺权威话语的一种描述

本文从话语的角度描述了20世纪战争年代(1937—1948)的一种文艺权威话语,这种话语是以毛泽东的话语形式来表现的,本文主要探讨了这种话语的功能与实践:第一,双重言说系统的明朗化特征;第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三角形态体现出话语的辩证思维;第三,“我们”和“人民”作为主词的能指意义;第四,话语实践的权化功能。

严复的古文书写与语言伦理

严复的古文书写与语言伦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照:一是其"声与神会"与"讲求事理"的文章观,因其"事理"内涵的变化突破了八股文书写的某些边界;二是严复古文书写中蕴含的新机和压制性因素;最后是其古文书写中的语言伦理观念。借此可以概括从晚清至五四时期严复的"文"与"言"的基本面貌和价值取向。

梁启超对八股文的解构:从“二分对比”的改装到“三段论法”的引入

晚清如梁启超等受过严格八股文训练的学人,要想摆脱八股文句式构造和思维方式的约束,实现文学的现代转换,往往要经历"炼狱"般的过程。本文以梁启超为个案,试图探讨他在文学实践中解构八股文的方式,首先描述了晚清批判八股文的言说场域以及梁启超的姿态;其次分析了梁启超"时务文体"和前期"新民体"以对八股文的"二分对比"句式的改装实现了对八股文的初步解构,最后重点分析了梁启超后期"新民体"通过与《民报》的论战而引入"三段论法"后彻底解构了八股文。

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与话语--王国维：“新学语”与述学文体

王国维虽然没有对遭遇其他语言冲击的汉字与汉语发表过多的看法，但他鲜明主张积极采用日译汉词中的“新学语”以输入新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大量翻译采用双音节或三音节结构的日译汉词，由此构成汉语的“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从语言构造内部突破了中国原有的语句结构，从而为述学文体的解放准备了语言造型。

知言:周作人的文学汉语实践与现代美文的发生

本文从周作人文学汉语的实践过程来探讨现代美文的发生,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汉语特色可以用"知言"来概括,分三层论述:首先描述了知言的特性构成了美文的特征,接着分析了知言与美文何以能够统一的历史过程与逻辑原因;最后探讨了周作人知言形成的原因。

文学苏白的“地域神味”--论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汉语诗学

《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语言显示,造成苏州土白“软性”的因素有:表达否定因素的“不”的声音被压缩,叠词灵活多样,声调多而且运用大量的语气词,日常生活表达的雅化等。这种苏州土白塑造了个性不同的人物形象。《海上花列传》的语言整体而言有如下特征:叙事京语的冷静刚硬与人物苏白的柔和软绵相得益彰;吸收新的时间标记方式和器物新名词,显示了新的语言因素。如果从文学语言的转型角度看,《海上花列传》确实可以作为吴语文学的杰作,但不能以此断定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作。

文学汉语：想像与实践

本文意在探讨五四白话文学以来文学汉语的生长状态。文学汉语走过的三次现代想像的历程是：五四时期的“文学的国语”，三十年代提倡的“大众语”，四十年代毛泽东提倡的“工农兵语言”。先有文学汉语的想像，后有文学的实践，这样一种文学汉语的发展模式并不能造就理想的文学汉语，有四种矛盾牵制文学汉语的发展，文学汉语的生长仍面临巨大困难。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人文学术与当代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从晚清以来,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文学术又面临新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人文学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在今天有了重新总结、重新提炼的机缘,中国经验的理论提炼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从消极意义上来考虑,人文学术面临的压力空前巨大,不仅来自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来自学术体制内部。

试论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

首先分析了比较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指出比较不仅为比较文学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而且召唤着比较文学的范围；其次批评了三种比较文学的学科观，提出比较文学的学科应定位于与文学史、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诗学相等的学科地位，它尤其应与文学史相对应。最后，试图指出比较文学更名为“文学网”，也许更合适。

吴稚晖：“游戏为文”与“自由的胡说”——以《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为中心

吴稚晖喜欢用“游戏”一词描述自己的文章以及写作的姿态。他的“游戏为文”观强调的是一种自由精神与主体精神的张扬,可以名之曰“自由的胡说”。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众多游戏文相比,吴稚晖这种“自由的胡说”式的文章,采用丛林语言造型而塑造瞎三话四的文体,融汇脏话、方言、俗语、科技语以及庄言,活跃着富有勃勃生机的跟着时代向前走的现代主体。

政论白话文:毛泽东的话语形式

毛泽东的话语形式是政论白话文。本文在中国20世纪白话文的生长背景中论述了毛泽东政论白话文的生长过程,认为其特点是:四言结构的整饬、密集化,情感消退的同时是理性教导的增长,使得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常常气势滔滔,形成不可抗拒的言说力量。

贴着历史的文学史书写——评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

一、'历史之同情'与对十七年文学书写的焦虑董之林女士的学术新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以下简称《热风时节》)上下两册,素净的封面。'热风'两字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杂文集《热风》。1925年11月3日凉爽的夜里,鲁迅写下《热风·题记》,最后一段文字是:'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日《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