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中国深陷农本社会之谜及诀别之道--文贯中教授访谈

文老师，您好!您是国内外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对三农问题、土地制度、城镇化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您从小生活在上海，不知为何对三农问题会产生兴趣呢？

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符合中国国情吗？--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和土地资本密集型的“新浦东”的历史比较

基于对城市化真谛的理解,在论证城市化的二重性和城市集聚效应的内生性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化地不化人的弊病,在对比"老浦西"和"新浦东"城市化机制及其绩效后发现,"新浦东"受制于现行户籍和土地制度,对人口、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配置以行政导向为主,以土地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主要特征,对中国真实城市化率的提高贡献甚微,陷入城市自我现代化的困境,也违反国情和环保的要求,难以持续。对众多农村人口亟待城市化的中国而言,"新浦东"模式不具备普遍意义。市场导向的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模式,更符合内生增长的要求,更能发挥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集聚效应,也更符合可持续增长和环保原则,值得今日中国借鉴。

结构性失衡、内需不振、过时的土地制度和走出困局之路

由于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世界性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在这种时刻,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已明显无法持续。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

抵达刘易斯拐点的中国道路——关于城市化瓶颈的若干思考

全球化面临的再调整,使中国深化自身经济体制的改革更为迫切。迄今为止,中国主要借助非市场机制配置土地和农村人口的进城定居。不少学者以工资上涨为由,认为中国已抵达刘易斯拐点,但现实却和刘易斯原意相去甚远。由于在现行土地制度下没有挤出效应,农村留下的人口以老弱病妇和儿童为主,土地经营规模狭小而低效,城市的户籍制度和高房价也不利于外来农村人口定居。近40年的实践证明,只要现行土地和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通过城市化将农村人口提升到高收入阶层的理想将难以实现。

城市化: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的源泉归根结底只有三个:其一是常规投入的增长,即在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纯地增加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三样生产要素;其二是引起资本质量、土地质量和劳动质量变化的技术进步;其三是制度创新。相对来说,后两个是更加重要的增长源泉。因为即使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今天大家也很清楚,并不拥有无限的资源。

躲不过去的土地制度改革

城市如果不是由市场来配置土地，往往造出来的城市就会光有房子没有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很多先进国家，主要是中国始终没有走出农本社会。尽管100多年来有一些沿海的城市发展出来了，但是人口的大部分还是在农村。尽管沿海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土地制度的障碍，中西部的广大农民很难分享。农民工有一个暂时分享的机会，

透过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化看城乡和谐

在其他以市场为导向开展城市化的国家里，一般是人口等基础设施。也就是说，一些就业机会增长很快的城市，人口蜂拥而来，以致造成贫民窟，然后是城市政府对此作出反应，向这些贫民窟供水、供电、通路、办学校、开医院，消化这些本来来自农村的人口。

土地市场缺位的城市化问题

从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经验来看，在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没有得到彻底改革的前提下，便要轰轰烈烈地推动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种担心恐怕不是多余的。

中美农地征收补偿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制度因其固有的缺陷,不仅导致了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严重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基于对中美两国农地征收的补偿原则、补偿范围、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的比较,我们发现,有必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美国的农地征收补偿经验,通过采用公正补偿原则、拓宽补偿范围、实行多元化的补偿标准、完善补偿形式、改革集体土地所有制,渐进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地征收补偿制度。

美国农地征收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的农地征收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法治经验是人类优秀文明共同的成果,对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行新一轮的农地征收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文章通过对美国的土地制度、农地征收的宪法准则、农地管制性征收和补偿机制的研究,以发现我国农地征收制度上的不足,并借鉴美国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法制框架下的农地征收经验,对中国当前农地征收制度的改革提出一些立法建议。

市场畸形发育、社会冲突与现行的土地制度

虽然现行土地制度对冲破公社大锅饭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它本质上只是一项临时性的制度安排。将临时性制度长期化是对本国的历史教训、人类的文明制度成果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忽视,这必然导致制度性排斥农村人口的外生型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对劳动工资、汇率调整以及中国的比较优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并阻碍资本市场发育的深化,加剧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利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与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因此,第二次土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重归内生型城市化道路——关于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的辨析

从经济学的规律看,只要各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一致,则其经济体制会有趋同倾向,城市化的内在逻辑也会呈现趋同倾向。因此,西方业已形成的全面的、包容性的和环保型的现代化就成为其他国家的参照系。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是:以粮食安全为前提;崛起的城市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功能;必须真正消化农村人口;城市化必须是内生型的。如果脱离了这四条普遍规律,去寻求中国自己的城市化内在逻辑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城镇化应有别于世界各国而走自己道路的提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实现现代化的捷径是尊重经济学的普遍规律,重归内生型城市化道路。

中国的农本社会:告别抑或挽留?

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与要求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严重不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排外性的城市化和外来打工人口壅塞湖并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不足,从而被迫日益依赖外需。中国缺乏将经济转型同步转化为社会转型的能力,以至于高速增长对农村人口和农民工来说缺乏包容性和分享性。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桎梏,由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转型因受到严重的制度性阻碍而正在酿成爆炸性后果。

土地制度必须允许农民有退出自由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由于农民没有及时获得从土地集体所有制中自由退出的权利,无论是农民个体还是农民集体,都没有获得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土地作为资产本来可以带给他们的众多的机会和巨大的收入。相反,土地带来的这笔巨大财富主要转移给了城市居民,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对立加剧,三农形势恶化。

土地革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土地制度的革命不但是经济领域的革命,也是法律、价值、社会身份和观念领域的革命。没有这样的革命加上高层的决心和眼光,"三农"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中国现有土地制度改革

2016年4月30日,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和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赵燕菁在厦门大学做了题为《中国现有土地制度改革与城市化面临的问题》的相关讲座。本刊在征得演讲者本人同意之后,基于演讲录音整理成文。文贯中教授作了最后修订。当然,本文并不代表编辑部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试论不发达经济计划模式论演变

除个别国家和地区,第三世界各国已相继获得政治独立。虽然它们大多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但与信奉自由放任的古典资本主义不同,改而由政府制订并推行各种经济发展计划。今天,“国民计划看来已和国歌、国旗一起成了主权和现代的象征。”但二、三十年来,除少数国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外,大多数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增长率虽有加快,与发达国家间人均收入的鸿沟却日形扩大。即使与少数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它们的计划也同样壮观,人民也同样作出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