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法”与“异言”之博弈: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正名”问题讨论

“正名”不仅是中国思想史内部的重要问题,也是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重大问题。佛经翻译中的“正名”,以出世救赎为主旨,主要包括经目名称的翻译以及经文名义的统一两方面,涉及如何理解佛典之正法、佛弟子声闻所听闻之法、译人所悟之法、译主个人语言习惯以及译场众僧文义之勘定等诸多问题,大致可从经名译名、翻译名义及其所涉佛法智慧和名相等不同层面进行论述。经名译名的确立,旨在明确新出经文在内容上的完备性,以儒家思想中的“名实相当”为原则去强调“正法”是有本可依的佛祖圣言。翻译名义的斟酌包括创造新的指称或故意隐去译经僧不想彰显的内容,旨在消除“异言”,在汉地重新建构佛典原文的“正法”。佛经翻译中的“正名”问题,表面上是因梵、胡、汉不同语言差异引起的翻译策略论争,实则是译经僧在译经过程中寻求和建构“正法”的历史。在佛经汉译过程中,“正法”和“异言”之间存在博弈,这一方面昭示了佛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信仰和知识体系在汉地发生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儒、释、道等不同思想在汉地经由语言转换实现的会通和调和。

从“启发民智”到“合于国情”:晚清民国时期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萌发和演进

近代儿童图书馆学的发生是晚清教育改革和分科治学的产物,亦是民初“儿童的发现”之产物。晚清社会遭遇民族危机,广开书阁,形成了以“开启民智”为基本目标的图书馆学思想,12岁以上儿童被正式纳入到读者范畴。继而,得益于民初以来“儿童”观念的重塑,以“提供必需且易晓的知识”为宗旨的儿童图书馆学思想得以萌发。在此基础上,通过“新图书馆运动”的助力,图书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为世人所承认,图书馆学人逐渐形成专门的科学共同体,进一步发展了“合于国情”的儿童图书馆学的通用表达方式和共同价值。从儿童图书馆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环境和逻辑入手,重审作为分支学科的儿童图书馆学的历史演进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是理解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路径。

直译与意译:翻译方法、策略与元理论向度探讨

直译意译的讨论贯穿了翻译理论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然而,持续不断的直译意译之争并非都是在同一层面,针对同一翻译问题展开的。直译和意译既可被视作翻译方法也可作为翻译策略,讨论直译和意译首先需要对这两个术语进行概念分析,理清讨论范畴。从元理论层面来审视中西译学中有关直译意译的理论不仅能理性地认识有关直译与意译的论争,也能更好地理解翻译理论、实践及其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

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反思

在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中,作为异域读者认识和理解中国少数民族独特文化、族群特征和语言结构的场域,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差异的彰显,在他文化中构建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明确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翻译目的,确立和筛选最佳源语文本,采用合作翻译等多种翻译学策略,或能改变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边缘地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走出去"。

西塞罗的翻译思想与修辞学的内在联系探讨

西塞罗关于翻译的零散论述显示出翻译与修辞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内在联系。无论是提倡"演说家"式的翻译方式还是反对"字对字"的翻译方法,西塞罗对翻译的理解都局限在修辞学框架中,聚焦于如何提高修辞练习者的语言能力上。"字对字"、"竞赛"、"忠实"这些概念在现代译学中仍然频繁出现但内涵已发生改变,故此有必要清理西塞罗的翻译思想,通过考证其本人及当时罗马社会的修辞理念,还原这些概念在当时历史语境下的涵义。

以语言为中心的翻译与民族语言发展之关系——重读施莱尔马赫《论翻译的不同方法》

施莱尔马赫在其经典论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区分和说明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重读该论文,并以施莱尔马赫发表于同时期的诠释学著作为参考,通过求解"真正的翻译之普遍性特征是什么?""翻译的基本目标和历史性目标是什么?""为何以及如何区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等3个关键问题,本文进一步厘清了施莱尔马赫真正想要强调的是两种不同语言关系的"路径",即德语在日耳曼德国的母语地位及其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

理解翻译批评:从“何为批评”到“何为翻译批评”

理解"何为批评"、"批评何为"以及"如何批评"能为正确理解翻译批评概念的内涵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作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批评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知识结构,具有主观性和述真性等本质属性,应该遵循合理的、历史的、富有建设性的翻译批评标准,注重对原作的深入理解和对历史语境的深入解读,继而为翻译理论及描述性翻译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论清末民初“译名”讨论中的两个向度

清季末年,伴随着西学的大量引入,新语词也"以混混之势"进入了中国,冲击了传统社会的表达方式和文法辞章,译名问题由此成为讨论的焦点。与佛经翻译时期的译名讨论不同,清末民初的"译名"讨论不仅有技法层面的探讨,更有语言学和符号学等学理层面的剖析。梳理《新民丛报》、《甲寅》、《民报》等杂志围绕译名问题展开的讨论可以发现,清末民初的译名讨论明显存在着两个向度,其一是提倡借用汉语中现有词汇甚至传统古籍中的古词来"义译"西学"新名词",借以"存国文"、"端士风",其背后是传统思想与西学新思想的交锋、交流与冥合;其二是提倡顺应汉语自身的发展趋势,通过"音译"在汉语语言体系中创造出全新的指称,借以表达新思想,增加汉语的容受性,其背后是译者和思想家对如何科学地、系统地发展本族语的考虑。

电影《朗读者》中的道德审判和历史认知

在电影《朗读者》中,女主人公汉娜的形象不仅具有丰富的意蕴,其本身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一方面,汉娜是"二战"中曾为纳粹服务过的德国普通民众的缩影,对汉娜进行道德审判的前提,是要充分认识她身上因"无思"而产生的"平庸的恶"。另一方面,汉娜代表着历史与过去,是过去与现实相互碰撞的场所,她的个人悲剧充分反映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复杂关系,鲜明地突出了"理解过去即是理解当下"的历史认知。

翻译、信仰与理性——奥古斯丁与哲罗姆关于“字对字”与“意对意”的分歧

在信仰与理性相互交织的中世纪,围绕"字对字"和"意对意"的讨论不是限于"如何译"等翻译方法层面的论辩,而是思辨性的、形而上学的。奥古斯丁坚持信仰先于理解,强调人类的思想和语言具有天生的缺陷,推崇"字对字"的翻译。哲罗姆遵从理性,强调译者的个人理解、翻译的两难以及意义与语词的合一,进一步确立了"意对意"这一核心概念。厘清奥古斯丁与哲罗姆关于"字对字"和"意对意"的阐述和分歧,一方面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信仰与理性等社会主导观念对翻译观念和翻译理论之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能避免现代译学的影响,更为深入地理解"字对字"、"意对意"等在现代译学中内涵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重要概念。

歌曲翻译研究:基本范式、理论框架与前景展望

歌剧翻译历史悠久,但相关研究却在整体上属边缘研究领域,二○○八年以来,歌曲翻译研究在西方学界发展迅速。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界盛行的“语言至上”和“音乐至上”两种价值观引导了关于歌曲翻译对象、目的和策略的论争。歌曲翻译研究整体呈现出对象多元、目的多维、方法多样等特点。学界虽综合利用多种理论框架,从文本内、文本间和文本外等三层面对歌曲翻译展开了研究,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核心概念模糊、研究视阈狭窄、理论视角匮乏、本体研究缺失等问题。继续扩大歌曲翻译研究领域,构建歌曲翻译术语和概念体系,推进本体研究,实现音乐学、声乐语言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研究等学科与翻译学的实质性结合应成为未来歌曲翻译研究的主要方向。

异域“折射”:斯宾诺莎汉译及阐释探察 (1929—1943)

斯宾诺莎是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唯理主义哲学家,其哲学思想整体上因循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思考,确立了“神”作为唯一实体的存在,又因强调“神”和“自然”的同一以及“神”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和样态呈现出明显的个人特色。自第一本汉译著作《伦理学》问世,到之后《致良知》的翻译出版,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在汉译和引介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折射”。包括实体一元论、自然主义思想以及几何学阐释方法在内的斯氏学说三大基石均被片面解读,打上了“有定”“无定”“唯物”“唯心”等标签,披上了老庄思想、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外衣,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持续关注与论争。理解斯宾诺莎哲学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学界的“折射”及“折射”背后的成因,或能为学界进一步认识翻译在近现代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价值提供新视野和新途径。

从《北京遇上西雅图》看华人移民对赴美生子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2013年3月在全国上映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讲述了未婚单身母亲文佳佳(汤唯饰演)只身去美国西雅图生子并和落魄华人移民司机Frank(吴秀波饰演)相识相爱的过程。这部电影因题材涉及赴美生子、小三、吃软饭等话题从上映后迅速在国内各大影院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近代“译名”问题:存疑、释疑与设疑

"译名"即"名"之翻译或翻译之"名"。前者作为新语言环境中的"制名"行为,是"未善而有善"的秩序再造和认同重构。后者是思想交互、吸纳、对抗和冥合的结果,是知识生产的缩影。近代"译名"问题以纷呈杂糅的近代思想谱系承继、汉语自身"接触性"演变以及近代知识生产的现代转型为背景,是多向度的跨学科研究,亦是基础性研究。求解"译名是何"以及"译名何为"是近代"译名"问题的基本任务,可分三步进行:考察近代复杂的"译名"现象,还原碎片化的近代"译名"话语是第一步,分析和发现近代学人关于"名实""名义"以及名与真理之"是"的相关认识是第二步,呈现"译名"背后近代学人对知识之真理性的理解和追求是第三步。推进近代"译名"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时把握"译"与"名"两个基本向度,正视跨语际实践中思想的冲突、交互和传承,如此既能通过"翻译"这一枢纽,更好地理解近代学人的文化焦虑、思想纠葛和社会责任,亦能从根本上呈现出"译名"问题的内部结构和学理意义。

评《翻译过来的多种现代性:从文化和文学的视角论全球化与中国》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知识界的影响。西方理论话语作为一种舶来品已经成为了中国学术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任何一个概念在引介到另一种语言之后，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语言之间的冲突、碰撞和抵抗，还存在着各种不同话语的交流、接受和建构。因此，全球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些在西方知识图景中十分重要的概念，经过翻译和引介之后，在中国的语境中可能就呈现出了新的意义。

汉英主语对比与翻译研究

本文通过对英语的演变过程及中国的语言传统所做的对比,指出汉语是主题突出型语言,而英语是主语突出型语言。正确理解英汉两种语言的类型差异有助于译者深层次地理解原文,从而能对源语文本中的主语进行准确的转换。

翻译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翻译——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考察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即过多的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作用,而对其实践性、普遍性、超个体性等特征认识不足。是则,有必要从厘清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不同层面的内涵入手,重新考察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区分和说明"翻译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翻译"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确认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社会与科学之间:20世纪30年代度量衡译名论战之实情、实质与实效

度量衡兹事体大,既为科学之最常用术语,又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社会各界曾针对度量衡译名统一问题展开激烈论战,论战的焦点并非简单的翻译策略问题,也即从音还是从义的简单选择,亦非译名统一问题,抑或音译名称与比附名称的简单对峙,而是重实用或重学理、崇法令或尚科学、尊传统或求革新等多方力量的胶着与抗衡。彼时的度量衡论争充分显现了科学发展历程中,由制度划一到名称划一,由科学社会化到社会科学化的过渡与迈进,从而助推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可以说,度量衡译名论战既是传统“正名”思想的传承与表征,亦是其时科学精神追寻和科学规范建构的典型与缩影,是民国时期社会知识生产的表征。

斯内尔-霍恩比翻译思想述评

斯内尔-霍恩比以独特的视角客观分析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致力于从开阔的视野中从事翻译研究。采用格式塔综合理论,期望能整合翻译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学导向和文学导向。本文从介绍其主要成果入手,简单归纳评述她的主要译学思想和贡献,以期为未来翻译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视角。

语言习得理论与英语口语课堂活动设计

笔者以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为依据,探讨了如何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运用到口语课堂活动设计中,分析了教师在口语课堂上所起的作用。指出话语构建材料的"输入"与恰当的小组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言"输出",促进其语言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