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

季晓丹、王维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2期的《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历史演变及发展特点》一文中指出：从建国初期至19世纪末,美国的海洋安全政策主要是为美国的独立、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服务的。

印度的能源政策与能源安全

时宏远在《国际论坛》2011年第1期发表的《试析印度的能源政策》一文中指出：印度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安全与否事关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新公共外交之“新”

郑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发表的《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公共外交作为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路径已成为外交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普遍达成的共识。

确立系统安全观是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的需要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的刘跃进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载《学习时报》2005年4月18日）一文中认为，在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下，如何切实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已经成为摆在党和政府议事日程上的重大问题，也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文章指出，从战略高度看，当前必须要全方位认识国家安全问题，确立一种系统的国家安全观，制定真正的国家安全法，形成完整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

甄别和校正国际关系学科术语中文译法意义重大

刘丰、张睿壮在《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

胡宗山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在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共爆发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跨国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五次学派争论。争论既有尖锐对立、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也有着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既展示了学科中的分歧与对立，但也在理论观点、学派建设、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

国际关系研究中哲学方法的方法论层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李少军先生在所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中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运用各种不同方法的情况。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总结，这些方法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哲学层次，第二个是学科层次，第三个是具体方法的层次。他指出，除本体论和认识论外，在方法论的哲学层面，人们的研究往往还涉及整体主义（holism）与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分歧。这两者的争论，既涉及本体论问题，也涉及认识论问题。在本体论问题上，两者的分歧在于事物的本原，即事物属性是由它的整体还是由它的组成部分（个体）决定的。在认识论的问题上，两者的分歧在于对事物的解释途径，

西方世界10多年来的各种新安全理论

王逸舟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课题、新视角》（载外交学院学报《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一文中，论述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近10年的进展，从10个方面归纳了新的研究课题与探索方向，其中第5个方面是“各种新安全理论和安全共同体学说”。作者指出，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期，西方安全研究主要是围绕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对国际冲突造成的影响展开的，冷战结束以来的最近几年，西方学术界对于安全威胁的改变与安全学说的调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探索，如国内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军备竞赛的结果，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最近十余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教师和研究者所承担，他们的外语比较好，很容易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等地左派思想家的批判性论述，对诸如全球化进程出现的深刻矛盾、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等现象加以剖析。然而，这一时期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合作的现象。从研究方法观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依然是多数人遵循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有一些人借鉴“西马”角度，从反对帝国主义新霸权、强调改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入手；最新的动态则是，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事业，如何创造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为人类未来、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模式。

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研究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使用规范的手段进行研究和写作已经成为习惯，有专门刊登以计量统计和数学模型分析国际关系的学术刊物，方法论的研讨在那里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自己提出的命题进行严格的精确的检验是判别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整体上欧美传统上一直比较重视精密科学和实证逻辑，

国际关系学从来都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在《欧洲研究》2006年第3期发表秦治来翻译的格鲁姆《国际关系学：从不仅仅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一文前，“内容提要”概括指出：国际关系学从来都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即使西方一直在其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它也仍然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统一体。纵观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美国的现实主义受到了结构理论和历史社会学、批判理论的挑战；从学科现状来看，西方的狭隘主义正在逐渐消失；从美国以外的区域来看，欧洲大陆学者在战略研究、冲突研究等一些主要的国际关系学次领域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无法实现

2005年11月，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北京国际关系研究生论坛上，有关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随着中国实力与地位的上升，学界和政界都在呼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教授持不同观点，并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一文中明确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没有国家性的，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阎学通教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都是人类的公共物品，没有国籍的排他性。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流行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国籍，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它们。虽然这三种理论的创建者都是美国的学者，但这些理论的创建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美国理论。这如同孔子、管子、墨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创建者之一，他们虽是中国古代先贤，但他们的思想理论却是普世的，他们从未称自己的理论是中国理论。英国学者牛顿是古典物理学理论的创建者之一，他也不将自己的理论视为是英国的理论。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有能力创建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借助先秦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者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创建成的理论是中国的理论。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遇到的问题不是没能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是没能创建出系统性强的理论，理论研究长期停留在产生相互矛盾的思想火花的水平上。加强方法论、古代政治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三方面的学习，将有助于我们尽快创建系统性完整的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是必然的

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一文中，作者秦亚青教授提出了3个观点：第一，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可能的，因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第二，中国学派有着可以汲取营养的三大思想渊源：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近现代革命思想和实践；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第三，中国学派产生不仅可能，而且必然。150多年来，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最大问题是认同困境。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重大的社会转型、

关于国际关系学的“中国特色”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在发表于《外交评论》2006年第6期的《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几点批评与思考》一文中指出：有关国际关系学之“中国特色”的讨论，近一时期重新热烈起来。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加入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有意思的论点论据，例如秦亚青教授提出的“三个源泉”的看法（即中国古典中的精华、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进思想成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积累的新鲜经验）；二是中国实践达到新的阶段，国内外都要求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

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0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中）》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哥本哈根学派”一词在中国专业期刊上的出现，比英国学派还要晚，相对而言对它的介绍和分析也略少。这一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北欧一带的思想流派，依据这一地区近代历史形成的传统，侧重探讨地区共同体基础上的安全复合体形态及和平主义理论渊源，对美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军事安全观念作了学理的和政治的批评。正是由于这些构成要素，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缺失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方法论自觉，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只是在最近的十年间，有关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不同学科工具箱的区别与使用、学派流派的分野与竞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与融会等等，才出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日程上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教师和研究人员意识到“理论的理论”之重要，尝试用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方式立言和写作。然而，这些讨论的分歧相当严重，缺少沟通的平台，甚至于出现“各说各话、互不往来”的局面。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方法论问题至今为止还没有引起多数人的重视，还没有形成追问“何为理论”、“怎样检验”、“假说与真理的异同”、“形式逻辑与实证过程”等方法论问题的习惯（更不用说形成知识论意义上的共识与默契）。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方面的进步，又切忌不可把这方面的进展估计过高。总体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水平比发达国家同行落后不少，而方法论的研究又属于这一新奏起的交响曲内始终慢半拍的一个副调。为此，王逸舟教授认为，首先须强化这方面的大讨论，增进学术界的方法论意识，其次要在一些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开辟方法论研究的专栏，倡导和鼓励这方面的求索，批评和努力杜绝违反学术规律、践踏科学方法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