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概述与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评述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专著,该书提出"史料学撰写有待提升"的问题,主张注重史料学之"学"的内涵,将史料的重要性从原来的工具层面,提高到方法论的层面,真正认清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该书在学科、理论、方法等层面的思考与探索,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史料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更上层楼。

重塑民众:国民政府教育部《三民主义千字课》的编制与应用

国民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并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后,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自编识字课本,即成甲种(成人用)、乙种(儿童用)、丙种(乡村用)三种《三民主义千字课》,以识字教育为切入口,教导民众具备识字读文及三民主义、国家观念、国民道德、生活常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进而统一民众的思想和认知,控制民众、运用民众,将离散的民众聚为国家建设的稳固基石。具体灌输方法,分为两条路径:一方面让民众认识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以及了解党义必备的汉字,另一方面通过课文内容直接教育。然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随着国难益深,官方改变了工作的重心与方法,《三民主义千字课》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章士钊设立国立编译馆始末考述

1925年,章士钊在学潮愈演愈烈之际就任教育总长,着手进行教育改革。章士钊以教育部编审处为基础,借鉴同为政学系的彭允彝、李根源诸人的办法主张,先在教育部下筹设编译馆,同时进行审查教科用书和编译学术著作的工作。不久,鉴于该馆无法同时兼顾两项职能,于是章士钊转换思路,重新设制,创立所谓“国立编译馆”,专门负责编译学术书籍的工作。章士钊的本意在于设立一个超然于政治风波之外的官办编译机构,以国家之名、用国家之力使用中文翻译外国学术书籍,提高研究著作的数量和质量,进而推动学术发展。但在内外时局的影响下,章士钊设立国立编译馆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此种尝试仍在近代官办编译机构的发展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并对后来的制度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