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的吏治观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王朝在殖民主义者和农民起义军的夹击下,面临其建国二百年来最严重的挑战。如何拯救清王朝免遭灭顶之灾,有的洋务派人物提出以练兵、制器为首要的“自强”的口号。与此不同,曾国藩则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造火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丁日昌认为:“欲消弭外患,必先固结民心;欲固结民心,必先整顿吏治。”其实,无论洋务或吏治,都不可能挽救清王朝免于败灭的命运。但在当时,自强口号的提出,无疑在思想上是一个突破。它促使中国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丁日昌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他在洋务和吏治这两个方面“精能罕匹”,均有突出的表现。本文仅就其“吏治”,阐述如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潮州人民反对英领事坚佐治入城的斗争

一八六○年十月(咸丰十年九月)《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表明中外反动派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时机业已成熟。但是地主阶级当权派对外国侵略者的屈膝投降,并不意味着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屈服。在地方,不少地主豪绅和封建官员。

论清末封建顽固派的政治表现

在漫长的、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民按照自己历史发展的特点,创造和发展了具有奉民族特色的古代文化。中国的文化发展是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此那些外来的文化便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巨大的框架之中,并逐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最后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这样,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在封建土大夫中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用夏变夷”。

直隶广宗景廷宾起义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下虽然失败了,可是蕴藏在人民心底的革命火焰,并未熄灭。与屈辱的《辛丑条约》签订的同时,一个由强制人民纳“洋捐”’、支“洋差” 而引发出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方广大农村仍然蔓延着。1902年发生的以直隶广宗为中心,波及直南、直中以及河南、山东边境广大农村的景廷宾起义,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它虽然与义和团运动一样,不可避免遭到失败,但是直隶人民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给予正在需要增强革命信心和勇气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巨大鼓舞。虽然这场斗争已经过去整整八十年,但在今天,仍然值得人们深切追忆。

对洋务运动分期问题的一点认识

史学界关于洋务运动的分期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不少同志是把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作为划分洋务运动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笔者认为,这并不完全符合事物本身的实际情况,而以1883年发生在上海并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作为划分洋务运动不同发展阶段的界限较为合适.因为在这个时期,洋务运动的发展前后发生了一定质的变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

一八五四年潮州天地会起义述评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交相为恶,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加深了社会的政治危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发展的必然产物。太平天国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大江南北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这些农民斗争又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的反清运动。一八五四年广东天地会起义。

谈爱国主义传统与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

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阐明爱国主义传统与共产主义实践的内在联系,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从社会发展规律上认识爱国主义传统与共产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必然性,从二者的结合上具体地理解现阶段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从而把继承爱国传统与坚持共产主义实践统一起来,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爱国者,这是把爱国主义教育引向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爱国主义传统与共产主义实践相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在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我们也有过短暂的分裂和朝代的更迭,但是在我国人民中所凝聚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世代相传从未间断。它集中表现在抵抗外侮,维护祖国统一、主权完整的斗争上,这种爱国主义传统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作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使中华民族能够经受住无数自然的和社会的千难万险的考验,而一直保持旺盛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