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案件中行政处罚与刑事构罪的关系厘定

【裁判要旨】在内幕交易案件中,行政不法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是处于两个不同位阶的法律事实,两者在事实认定的标准上具有实质性差异。一方面,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结论对刑事构罪不具有预决的效力;另一方面,刑事构罪也不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认定为前置条件。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分

【裁判要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行为人将非法集资的大部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少部分资金用于个人高档消费，在未超出预期收益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挥霍，不能据此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从而认定其构成集资诈骗罪。

电信网络诈骗的定性

【裁判要旨】准确定性电信网络诈骗行为，需要在判断行为人是否针对不特定对象发送诈骗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对被告人最终取得财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何种行为手段。此外，在电信网络诈骗中，若行为人的手段行为涉及刑法所规定的其他罪名，在没有明确规定数罪并罚的情况下，应认定为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

“以贩养吸”情形下贩毒目的及毒品数量之认定

【案情】就犯罪嫌疑人刘某涉嫌贩卖毒品一案，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一、2012年7月份左右的一天，被告人牛某某在温州市鹿城区下吕浦飞龙组团其暂住处将一包8克的冰毒以每克320元的价格卖给刘某，后刘某将该冰毒用于贩卖。

实证视野下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实现路径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制度是贯彻落实庭审实质化的助推器,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催化剂,是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必然要求。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制度试点推行的一年时间里,试点地区的指定辩护率得到了较大的增长,但在司法实务中仍面临着较多的现实困境,如法律援助辩护质量总体较低,部分被告人及家属对指定辩护律师缺乏信任,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范围仅限于审判阶段,等等。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制度的推行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在意识层面正确认识律师的辩护价值,同时也需要在配套设计方面形成一整套适度超前又符合司法实践需要的制度:一要建立刑事辩护层级准入机制,确保有效辩护;二要扩展指定辩护适用阶段,实现全流程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三要建立法律援助评价体系,实行逐案评价;四要构建多元法律援助模式,现阶段在推进公设律师法律援助模式建立的同时,可以尝试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的模式。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二审程序的特殊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实务中,对于一审量刑畸轻的案件,二审法院往往基于上诉不加刑原则先予维持,同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从而出现"变相加刑"的结果。这不仅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本意,同时也是将司法机关的过错转嫁给被告人的一种方式,损害了司法信誉。对于仅有被告方提起上诉的案件,应当实行绝对的上诉不加刑原则,杜绝以任何形式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也不能在二审终结后通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变相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从而真正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实现司法公正。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实践实证研究——以W市刑事审判实务为视角

在我国立法层面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仍取决于在司法实务中的贯彻落实情况。通过分析W市法院近三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实务中仍存在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识不统一、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的界定不明确、重复自白是否可采具有争议、程序性情况说明尚普遍存在等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正确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般预防功能,首先需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树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新观念,同时要着眼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避免非法证据排除泛化。在具体操作上,要严格落实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对控辩双方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实行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辩方提供的线索或材料只需达到"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这样较低程度的证明标准即可,控方的举证则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样较高程度的证明标准。对于有辩护人的案件,尽量保证在庭前会议中最大可能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避免不具备准入资格的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约束力。

滥用职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即构成犯罪

【裁判要旨】滥用职权虽未给国家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但已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的，应认定构成滥用职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