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诉求驱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创新——以浙江省湖州市“共富班车”实践为例

城乡融合发展是依循城乡居民共有诉求、通往城乡共富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力举措。近年来,“信息-权利-文化”层面的不确定性日渐增长,将城乡融合发展拖曳到要素脱域、组织脱嵌、行动脱耦等多重挑战共存的深层风险之中。城乡之间具有异质性与流变性,而传统的任务驱动型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秉持均质化社会的思维想象,延展了治理资源有限性与公共事务复杂性之间的张力。浙江省湖州市“共富班车”实践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反身性地借用“信息-权利-文化”的内在特质,靶向攻克城乡空间融合、要素融合、社会融合的策略性困境,体现出以政民互动为逻辑起点,以信息共享、利益共容、文化共生等为改革着力点,再回归到“共同富裕”价值终点的实践过程。

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上海市L社区的考察与分析

现代性的“自反”引致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频繁涌现。全球疫情、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等风险与技术滥用、恐怖主义以及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等风险的融合使得人类社会越来越陷入一种高度不可感知性和深度复杂性的境遇中。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单元,社区亟需形成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韧性治理模式方能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挑战。然而,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依然遵循“刚性”的逻辑理路,屡陷于“工具—价值”与“结构—功能”的重层张力之中,梗阻着韧性社区的高阶进化。考察上海市L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理性化的政策动员模式易错配“制度—生活”的供求关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治理参与的活力。情感动员则另辟蹊径地揭示了合作导向行为的发生机制,通过“情感认同—情感支持—情感能量”的逻辑链条,构建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通为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情感动员塑造了一个公共精神充盈、公共秩序有序和行动能力适配的社区共同体,为社区韧性提升提供了组织和行动基础。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城市群治理:府际竞合与潜在风险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高级形态,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以整合发展为目标的城市群治理,强调的是群内城市之间的共享与合作。在一体化发展成为我国区域治理的新方向后,城市群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已成为区域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主旋律。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政治经济人”的特性没有改变,地区资源的有效性也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府际间的竞争仍然存在,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同时,政府间新的竞合关系又加深了城市群中的政治化色彩,形成了潜在风险,为后者的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彰显了区域治理的发展方向。作为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和新全球城市,上海对区域一体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1988-2018)为研究对象,借助注意力变化主客观影响因素框架进行文本观察和分析后发现,上海市政府对于区域一体化的注意力配置经历了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并呈现出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的转变趋势。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中央要求、重大任务出现、地方竞争模式升级以及区域环境变化等客观因素导致的。新时期,长三角区域各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央嵌入区域治理的契机,进一步发挥主动性,推动区域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

创城运动中的组织动员:网格化发包与注意力竞争——基于A市“创国卫”的个案研究

城市荣誉称号在城市时代附着了多重意义。因非常规任务的性质,地方政府多通过运动式治理来进行“创城”,但城市场域“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日趋凸显,与集中动员之间形成逻辑上的张力。以“干部下沉”为主要表象的组织动员机制成为了消弭二者间距的关键变量。该机制以事本逻辑和运动逻辑串联,具体机理包括“事本主义”输入、“网格化”发包、“注意力”竞争和“有效性”输出,实现了全面覆盖的城市动员格局。G省A市的“创国卫”行动充分验证了该机制,并达成了“一次申报、一次通过”的既定目标。然而组织动员的不可持续性、干部的权责分离、科层的条块分割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单向关系等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善。运动式治理可作为“过渡性”治理工具存在,但仍要促使其向长效治理转变。

财政市场、土地资本化与异质性城市化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重要手段。我国土地财政规模大、比例高,其形成不仅源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和地区之间、官员之间的竞争,究其质里,则是政府实现财政市场目标的行为投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基于相同的逻辑生成,帮助实现了土地财政的本质——资本化,弥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缺额。但是,土地的资本化提高了城市化成本,衍生出异质性,形成了空间与人口的矛盾,积累了凝结在城市中的金融、社会和道德风险,亟需引起重视。

“隐秩序”画像: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机制设计——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分析视角

作为复杂的巨系统,城市治理须依托“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来实现绩效的精细化产出,但两者之间的互动机理与秩序安排仍有待厘清。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密钥。以城市“复杂性”为逻辑起点,设计兼顾系统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之间相互关联的治理机制,描绘城市的“隐秩序”画像。在制度架构层面,城市的人民性回归引领了城市主体的共识目标达成,织就了崭新的行动者网络;在技术要素层面,搭建技术嵌入与技术评估的双轨耦合渠道,形成了对技术应用过程的整体包络;在流程环节层面,通过治理需求的精准识别、治理资源的靶向供给以及治理实效的即时反馈,聚合了城市系统闭路循环式的涌现反应,最终建立趋向城市善治的精细化治理机制。

变化与争鸣中的运动式治理--一个研究综述

学界对运动式治理的研究均围绕几个特定问题展开,但具体观点又表现出分歧与争鸣。在肯定治理资源有限性和治理任务复杂性这一运动式治理的基本生成逻辑之上,又衍生了国家统合社会和政府集体行动两种逻辑。对其运行机理的研究具有同质性,聚焦于集中资源的事本主义线性过程展开。有效性和合法性构成了该议题的价值面向,在具体视阈下形成了观点的对立和互动。以长效治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等有关问题为切入点,对其未来进路展开的论辩,探讨了内卷化和制度化两种走向。在我国今后的制度建设中,调整市场、社会的治理参与结构以及实现科层体系的科学化也应该成为提升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