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理”与空时——张东荪对康德时空观的修正

早期张东荪在多元认识论的视域中考察空间时间的“根据”“形态”和“性质”,强调时空是“认知上的先验格式”,但又必与外界的“条理”相应,并通过“主客交互”的认识活动发挥作用与获得改良。他也将空时理解为宇宙最根本的架构,并由宇宙的“层创进化”而主张创造的人生与超越“今此”的生活。学思转变后,张氏更尝试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中西时空观之异及其基础。张东荪自诩是“修正的康德主义”者,他有关“条理”与空时及其交互作用的思考,试图跳出仅以纯粹的主观与确定的形式理解空时的观点,并回应来自现代自然科学的各种挑战,拓展了20世纪中国哲学时空观的研究。

试论朱谦之《周易哲学》中的“情”

本文以朱谦之《周易哲学》中“情”这一概念为中心,梳理其对《周易》中“情”的本质、特点和方法的考察,阐明“情”的丰富内涵,评析其本于《周易》而建立和倡导的唯情哲学的意义。朱谦之试图以“情”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并使古老的《周易》不断涌现出现代的意蕴。

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时间”

"时间"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重要问题。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以"情"解《易》,继而以"情"释"时",以"时"为"情"之"感",为"变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并强调"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以此视野考察历史,他主张历史是生命的进化史,历史的价值在"现代"。唯情哲学对情感与时间的考察,不仅是对将时间理性化、形式化的纠偏,其时间与生命内在关联的讨论,也使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更加具体、真实。

情即自然:朱谦之的唯情哲学自然观

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以"情即自然"为核心,倡引主情意的"自然主义的新生活"。他以"真"规定"自然"并将"真"建基于"情",以不断进化的"真情之流"为宇宙生命、天地万物之"自然",以"直觉"为人之"自然"、为格物致知的不二法门。朱谦之以"情"拯救、复活、沟通人之内在自然与万物之外在自然,以自然为善、为美,进而从自然出发论进化、自由、平等。这些洞见不仅确立了"自然"的根基地位,也为20世纪中国哲学重思"自然"开启了新的理论空间。

试论朱谦之唯情哲学的理想人格

朱谦之以“情”为本体的唯情哲学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学者中曾有过广泛的影响,而他热情呼唤的“情人”人格理想,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朱谦之在强调“情人”行动的品格和“真”的价值取向的同时,不仅比较合理地回答了“情人”与“他人”的关系,也为“情人”注入了“自由”、“平等”的时代之音。他对“情”的高度关注,也启迪着后人更加合理地在人的性命中安置“情”的因素。

朱谦之“唯情哲学”批判

朱谦之的唯情哲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独树一帜,它以非理性的“情”作为宇宙、人生的本体,以与情合一的直觉作为哲学的根本方法,并通过“性情”之辩提出了情善说,论证了情这一非理性要素在伦理价值中的正面意义。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唯理性哲学具有纠偏作用,而且对于全面地理解个体生命,对于哲学的健全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中西文化结合观的历史发展

中西文化结合观发展经历了多次论战。“中体西用”论失败后，科玄论战中，玄学派所提出的东方文化的特性问题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家的对立也从相反的意义上说明了问题的解决既不能单纯地学习西方，也不可能从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寻求中西文化的结合过程中较为合理地解决了结合点的问题。

科学与良知之争——以“科玄”论战为中心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伸,"科玄"论战的主题由新旧文化的核心范畴良知与科学之争得以确定。玄学派试图通过划界方式,主动将"知"划归科学,以图保留良知之"良("仁)性。这个策略一方面背离了仁知统一的儒家良知传统,使良知失去了"知"这个根基。另一方面,科学派趁势追击,以理智破除直觉、情感,以因果律破除自由意志,以科学之知破除良知之"良("仁)性,从而使良知既失"知"性也失"良("仁)性,良知彻底破产。如何在科学时代重建新良知,这无疑是科学与良知之争给中国哲学界留下的难题与重要理论财富。

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以胡适时间观为例

胡适的时间观奠基于"进化的观念",主张"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他以"进化""不朽""经济""闲暇"等为关键词,强调时间造就生命。胡适坚信个人改造社会,通过"不朽"强调所有作为个体存在的"小我"在历史进程中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他追求高效有用的"经济"时间,特别鼓励年轻人自主地规划、有效地利用"闲暇"时间以塑造"健全的个人",并提倡通过输入"少年血性"以求"中国再生"。胡适以科学理性为根基理解时间,尝试为"无量平常人"的生命寻找方向与意义,更凸显了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

道与时间——以金岳霖《论道》为中心

金岳霖将"道"视作"时间"的根基与归宿,视"时间"为道演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定现象。他注重"时间"的"秩序"义,以个体的变动作为时间的实质,并以"运"与"命"作为个体"时间"的具体表现形态,同时考察了"时间"与"意味"之间的关系。金岳霖将"时间"概念主题化,对"时间"的理解与规定逻辑严密,又兼具中国情怀,这丰富与深化了20世纪中国哲学对"时间"问题的研究。

从存在与方法维度看“科玄论战”中的情感问题

情感是"科玄论战"中参战各方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一,具体展开为:情感在人的存在中居于何种地位,情感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世界、人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构成,情感是否可以作为通达有情世界及有情之人的方法。这些讨论从存在与方法等层面丰富、深化了我们对情感本质和意义的思考。

试论老子的智慧观

老子对智慧的探索,一是通过对“前识”与“智慧”的划分,将“道之智慧”定为一种以减性(排斥)为特征的、无分别的整全意识;二是通过对“为学”与“为道”的区别,探讨了如何到达“道之智慧”。

Z扫描法中的热致非线性和激发态非线性的数值模拟

本文用速率方程和声光方程从理论上数值模拟了纳秒领域下光学非线性材料在激发态非线性和热致非线性共同作用下的Z扫描曲线,并分析了在不同激光脉冲能量、脉冲宽度下以及在不同的溶液中这两种非线性机制相互竞争对材料的折射性质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的表明,随着条件的变化,材料的自聚焦或自散焦性质有可能发生转变。

“意欲持中”与“重当下”:梁漱溟的“时间”之思

梁漱溟自觉理解和吸纳西方的时间理论,同时回归和发掘东方的时间智慧,融会贯通,展开了富有创见和启发的“时间”之思。从佛学立场出发,梁氏将“时间”限定于世间之现象,并强调世间以出世间为归宗,人类终将超越时间。就随顺世间而言,生活是以“意欲”为基而展开的“事的相续”,此即“时间”之本质。意欲活动的不同方向,造就了生活的多种可能和时间经验的丰富性。结合唯识学,他剖析了个体生命的时间性以及建构时间现象的过程和方法。在世间,梁氏推崇“意欲持中”的中国文化,主张“重当下”以实现个体与民族生命的恢弘与绵延。他以“时宜”估定文化价值,并宣称中国文化之“时”已到来,努力为其复兴开辟未来。梁漱溟之“重当下”实即倡导一种以家庭亲情为重、以日常生活为要的时间观,这对现代人安顿身心有重要意义,至今仍有强劲的生命力。

“心”与“时间”——牟宗三哲学建构的一个线索

牟宗三初涉哲思时就已经意识到"时间"问题的重要性.尽管在其学术生涯中,对"时间"的具体阐述有调整、发展,但无论是以"时间"为主观建构,或以"历史"为"精神表现",或将"时间"归结于"有限心"、"识心之执"等,其共同特征即是不离"心"而论"时间".他始终以离物而即心的方式理解与规定"时间",对"时间"之根源、时间相等方面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其思考对安顿现象界、展露本体界涵有敏锐的洞见与超越的智慧,大大拓展了20世纪中国哲学思考时间之广度和深度.

“理”与时间——试论冯友兰的时间之思

冯友兰以“别共殊”为基本视角思考“时间”,主张“共相”是超时间的,只有“殊相”在时间中;时间之“共相”即事与事之间各类关系之“共类”。他认为工业革命是中西文化由古代走向现代的“共相”,也是中国的“现在”之事。冯友兰对“中国时间”的探讨,既有哲学的思辨性、超越性,又兼具强烈的现实性、时代感。

“情的蕴发”与“时间动力学”--方东美时间智慧简论

方东美以"情理集团"对抗理性主义,重点阐发了"情"在形成中国人时间观中的作用。以情感来理解、规定时间,对于近现代哲学仅以理性理解、规定时间具有重要纠偏作用。以《易》为本,方东美阐发了时间的"回旋性"结构及其意义,并通过以"情的蕴发"为动力的生命"双回向",来实现在流逝中走向永恒的"时间动力学",这对于克服将时间理解为往而不返之射线式单向流动亦多有助益。以"情的蕴发"来考量时间,揭示时间的"回旋性"结构,既为中国古典时间智慧续命,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思考时间问题的重要一环,值得我们关注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