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镇化对青年初婚初育间隔的影响——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城镇化过程中18-35岁青年生育率下降的讨论主要关注孩子数量,而较少关注生育时间。本文利用CLDS2016数据分析人口城镇化过程对青年群体婚育间隔的影响,将城镇化类型划分为农村本地人、迁移流动者、政策性“农转非”、选择性“农转非”以及城市本地人5个类别,在对婚育间隔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调节变量的作用,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法做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本地人,迁移流动者、选择性“农转非”群体以及城镇本地人这3类群体的初婚初育间隔更长;初婚年龄越晚,家庭收入越低,青年群体的城镇化,将使其婚育间隔更长;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依然会使婚育间隔延长。青年群体的乡城流动间接导致其生育率下降,应出台相应政策保障青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福利待遇,缓解其经济、心理压力,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社会信任重塑与环境生态风险治理研究 以核能发展引发的利益相关群众参与为例

以风险治理作为研究框架,从总结和收集关于风险的知识与决策如何减轻、控制和管理风险这两方面入手,讨论重塑社会信任的有效途径。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及工业产品所带来的环境生态风险的特殊性引发群众担忧,以及对于项目开发者和地方政府的"不信任"。通过对核能发展过程中的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中利益相关群众所指出的"不信任"对象和"不信任"所传达的信息进行分析,提出重视群众的"不信任"情绪;对于真实客观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建立积极有效地多角色参与平台作为重塑信任的途径。

风险社会理论与广东核能发展的契机与困局

本文在风险社会建构的范式下,从风险社会出发,讨论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不同的学科视角如何从社会、文化和认知的角度分析核风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担忧的原因。通过对理论的梳理,作者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案例分析广东省核能发展在面临重大契机的同时也面临困局。作者认为,吸取发达国家处理核风险的经验教训,正确理解大众对核风险的担忧(认识到核风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有很强的社会建构性)是避免核能发展走进困局的有效方法。

“破坏”与“重塑”: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疾痛适应研究

乳腺癌是一个困扰全球女性的疾病难题。本研究运用疾痛叙事法研究15位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疾痛适应问题,聚焦于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的“身体—自我—社会身份”关系链在癌症疾痛背景下的断裂与重构。研究发现,疾痛使得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物质基础的身体被破坏,引发青年女性患者自我认知的紊乱与身体意识的觉醒,身体与自我关系的断裂,令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与周围环境出现关系精简化和情绪内向化。随着自我认知的调整,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发挥主体性,从接纳真实的自我到重构人生价值序列,通过病友间建立的互助关系,构建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新的身份认同,应对社会的污名化,最终完成自我的“新旧生活”交替。基于身体损伤与心理机制之间的关联,注重主体性在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康复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突出“人文关怀”的医疗护理理念。

与核电生活在一起:环境风险治理中的信任逻辑研究

在当下能源供给转型、节能减排要求的实现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政府需要大力发展低碳能源,而核能是低碳能源的重要代表之一。然而,在核能发展过程中伴随而来的大众对核电项目环境风险的担忧以及对核电项目的反对已经成为了阻碍核能发展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在环境风险治理的理论框架下梳理了大众对于核电项目运营、管理者的信任逻辑,并对大亚湾核电站周边的43位当地居民进行访谈。研究发现,受访者对核电站的看法呈现出3个较明显的分类:恐惧及担忧、无奈地接受及不信任、习以为常。自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核风险在中国社会已经被放大,核工业受到"污名化"的影响。核电站周边居民普遍不愿意再建设新的核电项目,而居民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对核工业、传媒以及政府在核问题上的信任。

我国大众在核电发展中的“不信任”:基于两个分析框架的案例研究

本文运用"风险社会"和"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两个理论框架说明我国大众在核电发展中的"不信任"问题。"风险社会"理论认为核风险的特殊性和科学的自反性是引发"信任危机"的关键。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认为专家系统把大众排除在核风险的定义和处理系统之外,忽略"非专家知识"是引发"信任危机"的关键。从对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事件的案例研究结果来看,大众确实依赖专家系统来定义和处理核风险。而他们表达的"不信任"在现阶段并不体现为对专家系统的挑战,而是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使核电向着更为科学和民主的方向发展。两个理论对实际例子均有一定的解释度,且互为补充,但需要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雾霾环境健康风险相关科学知识的有效传播研究——以对知乎平台的研究为例

引言随着空气污染问题的愈发严重,雾霾生态污染已逐渐长居环境问题之列。近年来,我国“十面霾浮”严重,大气污染成为一种社会心病。大气污染治理已经提上社会的议事日程。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一些城市也先后制定了大气污染的考核办法,强调重污染天气市长负责制,各地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将处罚市政府。

卸下“爱丁堡学派”这张招牌吧!——巴里·巴恩斯访谈录

相对主义是自然主义推论下的必然产物,科学与相对主义并非是相互冲突的。坚决反对二元论观点的自然主义不容许在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间做出区分,要一以贯之地将科学或自然主义的方针运用于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上,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学或人类学领域)成功的研究也应该被运用于理解自然科学上。有限论可以被还原为权力与自我指涉问题,就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言,社会中权力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知识的问题,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社会即是自我指涉的知识系统,知识与权力是一体的两面,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存在的。在任何权力的授权系统中,都有个无法根除的问题,即欠缺联结与控制的问题,理解自我指涉的循环机制极具实际重要性。有限论正在被运用于政府管制机构的正式规定与指导方针、法律以及官僚行政等的研究,强纲领自然主义的研究路径及经典成果早已被运用于其他领域上了。中国科技与社会学界可以类比的方式将经典研究成果拓展到其他案例上,创造出有价值的研究。

农村家庭清洁能源可持续消费中的需求驱动与治理驱动--以山西省H县的“煤改N”为例

本研究以北方农村居民家庭冬季取暖的能源消费选择作为研究对象,与社会实践论视角下的可持续消费分析模型展开对话。具体而言,本研究选取山西省H县不同“煤改”类型的村子作为典型案例,探讨在不同类型的驱动机制下,设施改造如何与实际生活需求进行对接,并提炼了需求驱动和治理驱动两种农村家庭清洁能源的可持续消费机制。其中,需求驱动机制是指农村居民自身对方便、清洁和现代取暖方式的向往可以推动村集体选择新能源供应技术,从而实现消费与结构供给的有机结合;治理驱动机制则是指在结构性供给先于村民生活需求的情况下,基层治理力量通过提高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进而达到促进清洁能源稳定使用的目标。

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环境友好行为差异——论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

随着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激增和类型多样化,研究其环境友好行为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CGSS2013数据,探讨3类流动人口(农业户籍乡城流动、非农户籍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的环境友好行为差异,分析两类生活方式(消费和闲暇)的中介作用,并运用倾向值匹配法做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乡城流动人口的两类(私人和公共)环境友好行为均显著好于农村本地人口,城城流动人口的两类环境友好行为与城市本地居民没有显著差异。②流动人口对私人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部分存在两类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对公共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则完全通过两类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产生;③在考虑了流动人口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后,农村人口的迁移决策依然会使得私人环境友好行为更好。总之,流动使人们脱离原有环境价值体系,通过生活方式改变,环境友好行为得到提升,这对中国生态环境优化有积极意义。

地方性知识的操演:一项关于藏医对风湿病的替代医疗实践研究

本文以藏医对风湿病的治疗为例,讨论具有民族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识(替代医疗)实践在医疗系统中的知识操演过程。通过对天祝县藏医院风湿科医疗情境的田野调查,指出当知识操演回路在非人的行动者(环境及文化、医疗场景、特色疗法)和人的行动者(医护人员、病人及家属)的有效协商和互动过程中成功建立时,地方性知识既解释着疾病内涵又参与着疾病治疗。但是也存在知识操演回路无法在医疗情境中建立的情况,这时病人会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

“他者化”的空气污染——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下的风险感知研究

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式,以北京和厦门两地的网约车司机为研究对象,提出"他者化的风险感知"这一理论框架,分析这一职业群体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认为对围绕着日常生活的意义建构风险的网约车司机来说,空气污染风险分布、风险分配以及风险治理上存在着感知上的地域性、阶级性以及封闭性,因而形成了"他者化"的风险感知。这一结论挑战了贝克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所提出的风险分布的普遍性、风险分配的平等性以及风险治理的开放性三个命题。未来的风险感知研究不应停留在概化的论述层面,而要基于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情境进行理解和阐述,并从中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论提炼。

“造口”患者的社会互动及文化意涵

外科手术过去二三十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为原来被视为患有绝症的癌症病人提供了延续生命的可能和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但患者也不得不面对术后严重残破的躯体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适应性和自我认同问题。将"裸命""洁净"、身体规训这三个概念作为分析框架并以肠癌患者有关躯体的感受为素材,集中回答"造口"手术何以在术后患者中导致躯体观的异化。

作为医学人文教育核心的历史学

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史学对于医学核心能力在知识、论证和操作上所发挥的作用。史学对于了解疾病的成因(如非还原论机制需要计算疾病长期以来的变化量)、疗效(如为什么医生认为他们的治疗方案有效,还有就是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评估方式的变化)有核心贡献。同时有助于了解医学知识和实际操作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中的偶然性。这些都是医生作为诊断者和治疗者需要知道的。因此史学恰恰能被纳入医学教育中最为盛行的核心技能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