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与晚宋政治——释宋理宗御制《敬天图》

宋理宗御制《敬天图》展现了宋代天理观、天人一理说在晚宋政治中的实践方式。《敬天图》的核心是作为道学修养工夫的敬与诚,而非普通的虔敬;该图于嘉熙三年(1239)秋明堂礼前抛出,又是为了以大礼之庆成证明其应天的效用。《敬天图》意味着理宗掌握了整套道学的话语,却抛开了工夫本身,将其中敬、诚这样的核心概念作为政治旗号,展现君主持敬、诚意以与天理合一的姿态,回应了士大夫修实德以应天的呼声,从而也成为理宗的一个保护壳。对《敬天图》的讨论也说明,南宋晚期所谓的"祈天永命"由仪式、实政、修德应天数个相互论证的层次组成。

南宋末年的公田法與道學家

贾似道行公田法是南宋末年最重要的史事之一,過去研究者皆未分析公田法倡議者、實施者的背景,尤其是思想背景。通過對相關人物的考察可知,公田法可謂賈似道利用道學門徒推行的一項事業。這説明,道學及道學家對南宋政治的影響,絶不僅僅發生在臨安朝廷,更是籠罩地方施政。在地方施政中,宋末的道學家絶非萎靡、迂緩、空虚之人,其作爲亦遠不止於教化等,更是深入到兵刑錢穀這些王朝生存的基礎,也深刻改變了南宋末年軍事財政的展開方式。

朱熹的仕途与系衔

朱熹的系衔大抵可分品位与职位两种。寄禄官是官员最基本的品位符号,朱熹从最低级的“选人”升为“京官”,最后成为较高级的“朝官”。帖职则是清望官员的标志,绍熙五年(1194)朱熹获得焕章阁待制(从四品)的职名,意味着他进入了南宋最高级的“侍从官”群体。就职位序列而言,朱熹自同安县主簿起家,在地方任过知军、知州(或兼主管安抚司公事)、提举常平,在中央仅短暂担任过武学博士、侍讲、实录院同修撰。他担任最多的是在外祠禄官,历监岳庙、主管宫观、提举宫观。祠禄官给他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其得暇沉思、著书立说;路州县之任使他有机会践行治、平之术。就仕途而言,不能说朱熹是失败的。他出生以后、入仕之前就在当时社会最有势力的“官户”中生活、受教育。入仕后,就职位而言,他确实表现出了“难进易退之大节”,因为心志、疾病而不愿在官场打拼,而退的底线是祠禄官。就品位而言,求退得进是朱熹仕途的一个特点,所以最终他也进至侍从官的行列,人数仅仅几十人的侍从官正是宋代最容易被卷入政治漩涡的官僚群体。仕宦经历和系衔对于理解朱熹的思想与出处相当重要。

祥瑞與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通過與宋真宗朝的比較,本文探討了北宋徽宗朝的祥瑞體系及其所體現的政治文化背景。徽宗朝祥瑞體系與傳統的區別在於:首先,徽宗朝的祥瑞是日常存在的,而非突發的事物。其次,徽宗朝瑞物的核心部分,是當下的製作,主要是新製禮器。再者,君主本人是祥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徽宗朝的祥瑞體系建設,並非爲了合法性,而是展現了徽宗時代"自我作古"的歷史定位;其内容與手段,則體現了"儒學復興運動"之於現實政治的雙刃劍意義。

元祐“調停”與宋哲宗紹述前夜

本文從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的"調停"事件入手,探討哲宗朝政治從"更化"向紹述轉變的政治體制、文化背景。首先辨析史料,分析元祐後期太皇太后高氏以及宰執的政治態度與相應的部署。其次,剖析在朝中高層官僚士大夫的政治動向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認爲元祐後期的政治部署與主流政治文化之間有明顯的衝突,這是紹述前夜最重要的政治背景,推動了紹述的迅速展開。

再论宋代的三公官

本文首先分析了宋代三公官的两重性质:既是文阶官的最高本官或寄禄阶,又是高级武阶官的加官。其次,探讨了三公官这种两重性在宋代政治史上的作用,即它为北宋后期至南宋的一批臣僚提供了身份转换的桥梁。本来以节度使加三公官结衔的武阶高官,因落去系衔中的节度使衔,一变成为以三公为最基本品位标签的"顶级文臣"。在两宋的多个场合,如宋徽宗信用宦官、近臣,南宋收夺大将之兵权,韩侂胄走向专权之前台,三公官作为身份转换的桥梁,皆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的古代官制研究需要突破古人重名、今人重实的双重束缚。

南宋道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从真德秀与张忠恕的冲突与“和解”出发

道学思想对南宋从朝中到地方政治的影响是个有待深入开展的课题。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前后,道学传人真德秀与张忠恕在江东路发生了激烈矛盾,焦点是赈灾、地方赋税问题。理宗宝庆元年(1225)二人同在临安任官时,又在丧礼、人伦、帝王之学、收召名流等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甚至可能因此和解。他们的矛盾与和同,可以从道学政治理论的两截来理解。所谓两截,一截是修身以成“先觉”,另一截是“絜矩”(政事)以实现“天下平”。前者落实在朝廷中,就是所谓“正君”;后者落实在地方治理中,就是合理与公正的赋役以保障民众的财用。真德秀和张忠恕在“正君”问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而在“絜矩”层面产生了分化与矛盾。“一贯”的、内部自洽的道学思想体系可在朝中、地方衍生出不同乃至矛盾的实践方式。

南宋道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

道学是南宋历史的关键词之一,但若论道学思想对南宋从朝中到地方的政治产生了何种影响,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课题。多数道学观念史研究并不太关心其社会成果。若论及道学家的地方治理,则学界多有论及,尤其是在人物研究中。从过去的研究来看,道学家在朝廷、地方治理、士人社会中的活动颇有距离,很难置于一套道学思想体系中去理解。

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

关于宋高宗赵构"朕最爱元祐"一语,应该放到南宋初年政权重建的过程及具体政治情景中去理解。南宋政权重建的最初历程是两次政权转移:一是从张邦昌至孟太后,二是从孟太后至赵构。在这一历程中,孟太后是转移之枢纽,赵构称帝最主要、最实质的合法性基础即来自孟氏的迎立。但是,孟氏废后的身份却影响了这一基础,而孟氏的命运又系于朝廷对元祐政治的评价;因此,赵构在绍兴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的场合中提出"最爱元祐",主要是为了加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总之,赵构之"最爱元祐"一语,主要不是北宋晚期所谓"新旧之争"的继续,而是政权重建这一全新历史任务的产物。

“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北宋哲宗亲政时期,有三件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重修元祐《神宗实录》、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这些事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之前元祐时代留下的不同类型"文字"的处理。而"文字"的背后,是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群体的议论和相关的"文字",是其成长、参与政事的体现,也代表了一种北宋立国以来日积月累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哲宗亲政以来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政治整顿,抓住了士大夫的要害所在,既达成了时人党同伐异的政治目的,更重塑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面貌,深刻改变了北宋的士大夫政治传统。

从唐宋宰相概念论君主支配模式

中国古代官制中本无"宰相"称号,故对宰相概念的讨论应先于实在的宰相制度。唐代杜佑《通典》之"宰相"条、北宋《册府元龟》之"宰辅部"所展现的唐宋宰相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二:一是"枢机",即"近要之官";二是"总统",即统摄百官百司。二者之中,又以"枢机"为基础。实际上,唐与北宋君主的枢机不限于宰相,还包括学士、宦官、佞幸等,他们共同构成君主支配天下的关键设置。枢机制与委托制,可谓中国古代君主支配天下的两种基本模式。

敦煌吐鲁番所出事目文书再探

本文试图以宋代相对清晰的制度状况反观敦煌吐鲁番所出相对零碎的材料,对事目文书的分类、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被前辈学者统称为"抄目"的各种事目文书,在形式、功用上有着本质差别。除了常见的"受事发辰"记录外,一种为规整的收文登记,不但可存档备考,还可以与发文机构的事目进行照验;另一种则是官司内部文书处理完成后的记录,在宋代被称为"勾销承受簿"。

北宋周氏题名记考释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两幅宋代题名记拓片，分别是《周衍题名》（各2767）与《周利建等题名》（各2743）。图片、录文如下：

司马光《潜虚》的世界

《潜虚》是司马光的未完之作,系一部篇幅较短的象数类作品。本文首先对《潜虚》文本进行了甄别,认为今本《潜虚》虽由后人补完,但其结构是司马光本人确立的。其次,本文跳出道学谱系,重点研究了《潜虚》的理论与现实语境。《潜虚》以象数的形式回应了北宋中期普遍的理论问题:如何统合天人。其答案,即天人法则的一致性,则构成为唐宋思想转型中的重要环节。《潜虚·体图》不仅仅是司马光等级名分论、君主核心论的简单呈现,更是以"政体"说回答了他晚年所面临的最大政治困境——王安石变法。《潜虚》针对的是当时最为迫切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宋代思想史与政治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2016年的宋史研究

2016年中国宋史界生产了大量成果,专著、论文集、文献整理共约60余种,论文500余篇。以下对本年度的成果选择重点、热点略作述评。

从唐宋宰相概念论君主支配模式

《史学月刊》2021年3期,28000字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然而在中国古代史上,“宰相”从未作为一个正式的官称出现。杜佑所述先秦之“宰相”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黄帝、尧时之“相”,主四方之事;另一种是商周之“相”,仅云其在左右,虽所指不明,但未提及以四方、夏夷事为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