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天仙配》改编的文化美学问题

黄梅戏的改革与传承应学习以往黄梅戏改革、改编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思考当下黄梅戏改革的路径和应有的价值取向、艺术表达方式。本文以《天仙配》为例,探讨其在改编和改革过程中的成功之处及其对当下黄梅戏发展的启示。

论意境是人类艺术未来形态的雏形

本文认为，意境的结构、审美特性及其人文背景表明它与“美的艺术”同质同构；它在对其它艺术形态内容与形式中功利性因素的扬弃和审美性因素吸收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未来艺术形态的雏形。写实艺术、象征艺术、浪漫艺术在得到审美转化后，逐渐在性质上与意境艺术合一。在此前提下，探寻意境作为未来艺术形态初级形式的原因，发现意境与人类理想社会的艺术形态在审美性、人与宇宙的融合、感性与抽象的结合、肯定人的属性、追求宇宙的终极目的等方面具有相似的特点。在方法论上，采用了“哲学——心理学”的综合方法。

公安派对“性灵论”的重建及其诗变观念

公安派在与七子派的论争与多元文化语境中,发现了与七子不同的"诗变"因素。他们与七子派和各种理论观点互相激发,不断对性灵论诗学进行重建。袁宏道力图通过对前代权威的否定与超越,来建构以创作主体个性为中心,以"真"为内蕴,以"足乐"为诗歌功能的性灵论;袁宗道则抓住文学活动的关键要素——语言之变,论诗歌必然变化;袁中道在格调和性灵之间调和,其"诗变"论对性灵论诗学的重建,突出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加以反思。三袁对性灵论诗学的完善以不同的取向和方式进行,从而共同完成了对性灵论"诗变"观念的建构。

许学夷的元批评及其对儒家诗学的修正与完善

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卷35中,论述魏晋至明代的歌选本、诗论和诗歌批评著作,以“大中至正之门户”〔1〕,“未敢以私智立异说”〔2〕的客观求实精神,对历代诗歌选本和诗论做了较为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初步看来,他对历代诗歌选本、诗论的研究,在坚持正统儒家价值取向和复古论立场的同时,吸收了明代审美主义的创作和理论经验,推进了儒家诗学审美化的进程。

盛唐诗歌的“入神”与“入圣”——论许学夷的李杜诗歌“变而入神”说

许学夷以“入神”、“入圣”为切入点 ,区别李杜与盛唐诸公的成就 ,在纵向深度上抓住了李杜诗歌水平高超的关键 ,这是文学批评史上别开生面的说法。“入神”不仅需要“入圣”的能力 ,还需要“变”的素质和众多条件。李杜之“变”不是随意的 ,是“正变得兼”,“按美的规律去建造”,故能“变而入神”,创造出高于盛唐诸家的诗体。许学夷的这一认识 ,得到现代“范式理论”和文学发展论的支持 ,其方法论和学术视野表明明末清初对诗歌规律的把握已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高棅的“四唐七变”说

《唐诗品汇》承接并改造了严羽、杨士弘之说,对唐诗"诗体"流变作了历史性的概述,确立了唐诗演变的"四唐"概念。可见,高棅在对"四唐"诗歌源流体制的分辨中包蕴着较为丰富的"诗变"观念。

高等教育的“人文为魂”与“能力为本”——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要坚持"人文为魂"与"能力为本",使人文属性和学生能力培养渗透到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首先要确立课堂改革、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都以"人文"为核心,培养学生的能力。就课堂改革而言,课程的整合要以"人文"为中心,选择具有人文精神的教学内容;以人文方法论为基础,整合多元教育教学手段和多样有效的教学方法。而立足多元或多样的方法,就是坚持了"人文为魂"。坚持"人文为魂"必然强调"能力本位"。

许学夷“诗体”论的文化整合特点

许学夷的诗体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整合特点。其诗体论的特征是文化与审美二重因素共生 ,整合了各执一端的两条诗学路线 ,形成诗学思想的一次超越 ;其诗分三体 ,是在发展论维度上体现了整合文化的意图 ,呈现“大本文层次”的理论色彩 ;许氏以儒家“中和”观整合历代意识形态审美与语言审美两种审美文化 ,表现了鲜明的对“情”、“志”合一、话语与蕴藉统一的美学样态的追求 ,这一文化整合方法论也体现着他的“入神”的诗歌终极理想形态。

明代唐诗学对“诗变”内在因素的探索

明弘治到清康熙年间"诗变"论在确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诗变因素讨论的惯例。涉及的主要内在因素有创作主体、艺术范式、诗歌理想。对这些"诗变"因素的探讨,一方面说明诗变观念的逐渐深化和系统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古代诗学逐步走向理论的自觉。

玄妙之“象”与生命之“境”

古典文学界把意象当作意境的构成元素是值得商榷的。在实践上,意境理论不能概括所有的中国诗歌,存在大量有"象"无"境"之作;在理论上,意境与意象在适用范围、内涵、性质、形象的审美特征上各自有别。这说明,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文化变迁中,意境取代了意象,从玄妙难解走向生命体验,显示着意境对意象的超越,这也同样证明它们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进一步加强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的结合是必要的。

明代唐诗学对“诗变”外在因素的观照

明代弘治以始,诗学不仅对诗变内在因素,诸如创作主体、艺术范式、诗歌理想、诗歌传统进行了深入论述,而且面对一个时代不同阶段诗歌的审美差异和历史连续性,经过探索,发现了诗歌变化的时代和社会原因,及其衍生的如社会心理、文化性质、大众传播、经济方式、审美传统等众多因素,这些因素以单一或多重的方式影响着诗歌内容和形式上的演变。这几乎是复古论诗学和师心论诗学的共同发现。文章主要分析影响"诗变"较多的政治、生活方式和文化群体等因素。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叶燮“诗变”论的理性特质及意义

叶燮诗学表现出理论的自觉:一是理性特质,二是主张立足于"变"而正、变统一,并在宇宙观层面论证"诗变"和"天地运行"规律的同构关系。叶燮按照宏观与微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立体审视方法,论证"诗变"发现与诗论家的素质、"诗变"认识与诗学方法的关系。使"诗变论"从对文学活动现象变化的认识到对诗变因素、原因和诗变原理的探索、总结,最终达到对"诗变"的规律性论证。

“兼剂”与“正变”——明人论诗体互动

弘治至康熙之际,诗论家们讨论了诗体互动对诗歌发展的意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王世贞"兼剂"求变说,谢榛的"裒精华"与"中正"之论,胡应麟论体格"博取"与"杂"用。主要术语是"剂"、"中正"、"体"、"格"、"博取"、"杂"等。

弘治到康熙间唐诗品评特征概述

弘治到康熙间的唐诗品评,涉及评价角度、评价模式和大量的概念术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这一研究范式在现代传承并产生影响。这一时期的复古论唐诗观和"师心"论唐诗观各有自己的理论内涵和价值特征,它们共同表现出弘、康间唐诗观在理论重建和发展语境中的基本文化品质。

“得意忘言”新识

“得意忘言”在学界已有大概正确的认识。“得意忘言”用之于文学艺术，在创造和欣赏中具有“双重”内涵。由“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差别，以及对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分析，可得知“象”是由“意”而“言”或由“言”而“意”的中介。

徐献忠和胡缵宗的盛唐“诗变”论

徐献忠和胡缵宗都以盛唐为中心看诗歌的变化发展。徐献忠从"感遇之情异"确立"声诗之变"的缘由,而"旨趣盛唐"时,不"忘研穷之过",是他对唐诗演变规律的理性把握。胡缵宗的唐诗风雅观所包含的"诗变"意识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唐诗"感格"论,以对"生命格调"和"时代格调"的整合深入了明代对"诗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