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新诗教学和学生新诗写作漫谈--方长安访谈录

黄旭午:方老师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前不久,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uck),您是新诗研究专家,我们今天就聊聊新诗。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会颁发给一位诗人?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诗教视野中的街头诗

街头诗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的一种新形态。将街头诗置于诗教视野考察,可以把握其“以诗育人”的特殊性,揭示其长期以来未被关注的诗学价值。在内容层面,街头诗以“抗战动员”为诉求,传承“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传扬抗战救国思想;在艺术形式上,采用短小精悍的诗歌体裁,重视语言的通俗性与口语化,注重节奏与韵律。从“诗教”模式来看,街头诗与大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具有“广场化”特征的传播方式和从“读诗”“感诗”到“写诗”的阅读接受路径。街头诗所具有的诗学价值和诗歌史价值值得深入探索与反思。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机制论

诗人—新诗文本—初始读者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系统的原初结构。进入现代传媒空间后,中介改变了初始传播接受结构个人性传播特征,大众传媒使初始传播接受形态演化出复杂多样的运行结构,诗性价值的再生长性是其重要的传播接受机制;新诗传播接受运行方式可分为三大类型,具体形式包括报刊原发、媒体广告、读者评论、广场朗诵、跨语际翻译、结集出版、文学史著述以及诗人创作转化等,它们组构出百年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形态。新诗传播接受与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变动、文化转型尤其是人的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形成中国式运行机制与功能,传播者与接受者身份转换、层级性传播接受形态、通达与阻碍、跨时空语际性以及解构与建构等是其突出特征。发掘与阐释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机制,有助于深化认识新诗创作发展史和诗性生成史之规律。

新诗之“歌”建构——重审1930年代《新诗歌》的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20世纪初,新诗坛对旧诗格律的质疑,诗人韵律美、音乐美观念的淡化,加之纸媒文字化传播形式等,导致新兴的白话自由体新诗之“诗”与“歌”相分离。30年代初,中国诗歌会意识到“歌”对于新诗艺术建构的重要性,在其机关刊物《新诗歌》中提出“新诗歌”口号,在观念上重视朗读、歌唱等“歌”性,倡导新诗之“诗”与“歌”的融合;在创作中,借鉴歌谣、戏剧的形式,推动新诗“歌”的实践。“新诗歌”观的提出,有助于改变五四以来新诗重视“诗”而轻视“歌”的状况,为建构新诗之“诗”与“歌”之诗性关系提供了历史契机。然而重视“歌”的初衷,主要是加强新诗介入时代的功能建设,未能就“诗”与“歌”之关系做深层次诗学探讨,在创作上简化为“歌谣化”“戏剧化”实践,致使“新诗歌”观念的内在诗学价值未能在诗性创造维度得到应有的彰显。

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专题讨论)

[主持人语]20世纪的中国,被迫卷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对中国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与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是全球化历史的产物。它既记载了古老中国被迫向世界敞开大门、承认并学习“他者”的苦难历程,也积极参与了“国民性”的挖掘和改造工程,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地理的绘制和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与构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特征,同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然而,由于现代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特别是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使得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很少关注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间的复杂关系,更谈不上系统而深入的学理式分析研究。有鉴于此,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梳理、审视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与思潮的影响,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感、意识及其书写方式和特征。 20世纪跨度很大,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程度、形态与特征也颇为不同,它对文学的辐射情形和文学对它的反应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着很大差异。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弄清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们是如何理解、言说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弄清他们的理解、言说背后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与文?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新中国“17年”的传播研究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其所表现的保尔精神与新中国“17”年的时代主题相契合而受到主流话语的重视与读者的欢迎,不仅多家出版社在不同的年份出版了其中译本、改编本,而且它还以电影、话剧、连环画等艺术样式广为传播,激发了广大读者对于成长型英雄的想象,满足了他们对于英雄的审美期待,使他们体验到一种崇高而神圣的感情。

《新青年》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化”现象研究

《大堰河——我的保姆》之所以成为新诗"经典",除了其独特的诗质,还有历史的机缘:在它"经典地位"生成过程中,左翼话语的暗合为其历史出场提供了机遇;左翼文学史在现实主义规约范围内梳理艾青诗歌的发展脉络,确立了它的开端和起点意义;新中国新诗编选者勾勒历史的野心,与对读者接受能力和接受范围的自我限制,促使他们要么以"选"代"史",要么在读者期望值之内进行取舍,因此,作为重要历史联结点和读者最为熟悉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便成了必选篇目。正是在不同层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大堰河——我的保姆》确立了在新诗史上的"经典"地位。然而,如果避开历史运动中的诸多因素,《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地位则值得怀疑。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内容的言说

冷战期间,美英汉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作了特别的解读。1950-1960年代,他们将"十七年文学"视为瞭望新中国的窗口,文学内容解读成为搜集中国信息的话语活动。1970年代,美英不再如前20年那样置重所谓的"异端"作品,开始较为客观地剖析《创业史》、《红岩》、《山乡巨变》等主流性作品。1980-1990年代初,他们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大多散见于他类论著、文章里,一些论者尝试着立足中国语境解读新中国文学,以质疑西方新中国文学论的思维逻辑。

现当代文学文体互渗与述史模式反思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

1949—1966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思想逻辑

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我们"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特有的"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与展开言说的思想逻辑。美英所谓的"我们",有时是冷战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有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层面上的,有时则是文学审美观念上的,不同的"我们"所解读出的"他们"有所不同,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与文化理念,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与解放前译介外国文学相比,具有三大现代性特征:一是译介目的不在审美形式的输入,而在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上;二是译介对外国文学的读解,服务于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工程,忽视了作品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文化启蒙主题;三是译介国家地区的多元性与译介作品类型的单一性,即主要译介了那些与17年社会主义现代性精神相一致的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与新诗经典化——以《陕西教育》连载版《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历史转换与新知识不断生成的新语境里,现代文学史重写成为新的文学现象。1983—1985年,《陕西教育》杂志连载了王瑶主编,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执笔的《中国现代文学》。它努力突破既有的述史模式,重建现代文学起点,以文体为纬,以年代为经,突出文学发展史的独立性。《中国现代文学》以此为框架与逻辑,重新遴选诗人、诗作,通过增删组构出全新的新诗知识地图,破除了原有新诗史的叙述结构,使许多诗人、诗作重新获得自我敞开、增殖以走向“经典”的可能性。它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降现代文学史重写的新起点,开启了现代文学历史化和新诗经典化的新路径。

阅读接受与新诗经典化

经典化是一个动词,新诗经典化意指新诗诞生至今延续不断的新诗阅读接受活动,一种业已发生的将一些新诗化为经典的传播接受过程,它由近一个世纪里的读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里完成。新诗读者包括不同年代的大众读者和专业批评者、研究者,而阅读接受语境变动不居,致使新诗经典化活动异样丰富,它将一些诗人、诗作遴选出来,剪除枝蔓,突出、放大其主要特征,使其成为所谓的"经典"。新诗经典化是一个意义生产过程,为20世纪中国阐释、凝练出多重现代精神和诗学新传统。然而,新诗经典化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那些既已遴选出来的新诗"经典"尚需一个更为漫长的阅读接受过程的筛选与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