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家汲取能力:国际数字税实践的政治经济分析

税收是现代国家汲取能力的集中体现,既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更是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资源保障。进入数字时代,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税收新的政治经济意义,数字税成为全球税制转型的重要议题。国家间差异化数字税征收实践主要源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角色差异,而非国家间汲取能力的强弱。对于积极推进数字税实践的市场国而言,其征税逻辑则因资源汲取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源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结构关系变革,给汲取能力迥异的国家带来了不同挑战。总之,现代国家将数字税视为应对其在国内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中权威流失的一种解决方案,数字时代的税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超越资源汲取的政治经济意涵。

重访计算社会科学:从范式创新到交叉学科

第四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迈入数字时代,整个人类文明正在经历快速、大尺度和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计算社会科学致力于形成交叉学科,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层次为理解数字文明语境下新生社会经济现象构建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计算社会科学构想自提出以来经历了三大转变:一是研究范式从聚焦数据驱动发展为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相融合,重新重视因果关系;二是技术方法从聚焦各类数据挖掘方法到推进数据挖掘、仿真模拟、复杂系统方法并存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三是从聚焦论转变为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构建新概念、新理论以解释数字时代的社会演变.我国计算社会科学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数字经济、计算政治学、计算社会学、计算传播学和计算法学等新兴交叉学科,未来应加快计算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建设以形成独特学术、话语和学科体系,为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文明时代贡献原创理论和范式.

对外舆论研究中的大数据情感分析——以中国微博用户对欧洲的情感变化为例

在各国政治实践中,对外舆论是国家制定和调整对外政策的民意基础。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正在驱动对外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变革。社交媒体可以及时跟踪大规模时间序列内公众对外部世界的情感流变,构建清晰直观的舆论变化图,从而在对外舆论研究中引入更多动态化的命题。社交媒体大数据背后的情感信息可反映对外舆论的特征,大数据情感分析则可系统呈现公众情感愉悦度和活跃度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主体的情感倾向趋近度,从而揭示数字时代对外舆论发生波动的三种成因类型。以一定时间段内“中国公众对欧洲的认知”为案例,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的分主题情感分析,佐证了对外舆论的“动态性”特征,并进一步验证了对外舆论变化背后的发生机制。

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研究——以东亚双边争端为例

反复性紧张局势是双边争端的普遍特征。行为体间一系列反复发生的紧张局势已经成为东亚地区海上争端的基本特征。作者在已有的竞争进化论、学习理论与螺旋模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中情感要素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这类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重复且尚未解决的一系列紧张事件应该被视为一种相互承接的过程,先前的事件会成为后续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随着每次紧张局势的爆发,政治形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未解决的争端中,反复出现的紧张局势会加剧双边对抗。由于争端行为体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会使紧张状态持续,并刺激领导人在下一次危机中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反复性紧张局势会使双方的摩擦愈加频繁和强烈,同时反复性危机中的心理效应和国内政治动态作用于领导人和公众两个层次,鼓励他们在危机中孤注一掷而非采取妥协的策略。作者对比了一系列东亚海上领土争端中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从而说明这一逻辑。

小城镇参与国家主场外交:西方经验与北京市周边小城镇分析

进入21世纪后,西方主要国家逐渐将主场外交的承办地迁移至一些小城镇。这种现象既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缓解大型外交外事活动给大城市带去过多的公共压力,并带动特定区域的发展。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为例,自2000年起的17届八（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以下简称G8峰会,2014~2017年的首脑峰会由除俄罗斯以外的七大工业国参与,简称G7峰会）中,有14届会议由中小城镇举办。同时,

宏观经济和外来移民影响下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差异的调节变量探究——基于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的观察

宏观经济状况和外来移民各自对右翼民粹政党在欧洲国家兴起的影响,始终是近年来社会科学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通过对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的数据和各选区结构数据的观察,本文试图回答失业率和外来移民比例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会分别受到哪些因素的调节。研究发现,失业率并不会直接影响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但是,失业率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相关性会在外来移民涌入后受到调节。另外,选区内选民的受教育水平和移民的社会经济参与程度会共同调节外来移民比例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关系。这些结论也进一步表明,宏观经济和外来移民各自与右翼民粹政党兴起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一些既有研究结论之间的冲突忽视了可能对这些相关性产生调节作用的其他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