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永嘉学派的经世思想与批判意识

永嘉学派作为锐意事功的学术流派,以务实黜虚为治学特点,侧重经制之学,尤其注重探讨宋代社会经济制度。他们重视研究货币流通思想、专卖政策、财税政策和会计制衡作用等,批判两宋王朝对百姓肆意盘剥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旨在不断完善国家的治理政策和措施。这充分体现出他们密切关注现实的经世旨趣。随着研究兴趣的不断拓展,永嘉学人愈发密切关注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把对历史的借鉴继承与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有机结合起来,将历史考察与现实探究并重,最终奠定了永嘉学派在两宋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王鸣盛论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利弊得失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无不重视对历史撰述的得失进行批判和总结。作为乾嘉史学名家之一 ,王鸣盛在探讨历史撰述问题时 ,尤其注意考察史书体裁的利弊得失 ,帝纪与人物传记体例的灵活运用 ,以及书志与论赞体例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同时他又能够联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 ;既重视体例又强调不应为体例所拘 ,反映其朴素辩证的变通思想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王鸣盛论史的卓识——以六朝政治、军事地理为中心的考察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六朝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既有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的三吴、京口、水道、山越等问题的综合研究 ,又有围绕两淮地区所辖州及治所的变迁 ,并借此揭示出汉迄隋之际南北冲突与交融的深层内涵 ,还有对长江中、上游历史地位的考察等 ,体现了他从地理条件上看政治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不仅对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古与今:南宋史家黄震的学术研究与现实观照

黄震是南宋时期既具理学色彩又注重历史撰述和历史考证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身处内忧外患深重的动荡时代,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学人观照现实的优良传统,将历史研究与现实主义情怀结合起来,运用于对职官制度的考辨、对水患治理的探究、对民族问题的审视、对同时代学者政治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现实价值的发掘和提炼,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黄震治学特点做必要的总结和分析,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从《黄氏日抄》看南宋学者的治学特点

黄震在南宋学术史上是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代表性人物,代表作《黄氏日抄》是其研读经史子集的随手札记。他将析理与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经学著作、诸子著作进行考证与辨析,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南宋考证笔记的撰述,还提倡怀疑精神、疑经辨伪,注重考实,反对任情褒贬,也有助于弄清"汉学"与"宋学"这一渊源发展迁移变化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宋代以后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史表设置的变化及其时代特色

由司马迁创立,用以显示历史大事来龙去脉的"史表",经过历代史家的改造后日趋完善。《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辽史》的《部族表》、《属国表》,《金史》的《交聘表》等尤具特色,充分反映了各自时代的历史特点,在历史编撰上也体现出不断发展的创新精神。对"史表"价值进行总结,对于推动当前的历史编撰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乾嘉学术两种风格的统一——略论王鸣盛的治史特点

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兼具经史,以经学起家,却以史学名世;其治史,既有众多精良的考证成果,又有不少生动的历史评论,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同时他又能够较好地将微观考辨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王鸣盛治学特点的总结,可以为更加科学地分析乾嘉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提供重要的参考。

史表的功能及时代特点

司马迁最早在纪传体史书中创置的"史表",经过历代史家的改进日臻完善。其原始察终及驭繁就简的功能既有利于梳理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又能对纪传作必要的拾遗补阙;同时,在彰显时代特点、总揽天下大势、展现历史发展之演进的阶段性方面,"史表"还有其他体例所不具备的优势。"史表"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完善,是依靠史家的创新精神来推动的,从促进历史编纂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对史表之功能及时代特点作系统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钱大昕与王鸣盛史学思想的同和异

钱大昕与王鸣盛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的史学代表作《廿二史考异》与《十七史商榷》以考证成果丰硕并称。从学术宗旨看,二者崇尚实事求是,反对学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史实妄加褒贬,同时能够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著述的得与失;就历史编撰而论,二人重视史书各种体裁和体例的功能并对史书的内部结构包括编次、断限、叙事、采撰等提出有效运用的原则。对他们的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时代特点及历史面貌。

王鸣盛历史地理考证的理性探求

清乾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王鸣盛的历史地理考证成就卓著 ,方法精当 ,既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指导下的细密考证 ,更有综合、归纳、概括和提高的分析研究。尤其可贵的是王鸣盛把历史地理的考证与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结合起来 ,故此重视研究地理条件在王朝盛衰中所起的作用 ,研究人地辩证关系与王朝之兴亡、都城迁徙与中国历史大势之变迁等问题。以上诸项 ,充分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和理性探求精神 ,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 ,值得我们珍视和总结。

论史家对笔记史料价值与不足的认识及启发意义

笔记小说具备第一手资料的优势,但也因其或受记录者政治立场的影响,或因记录者认识能力的不足,或因传播途径的限制,造成相关叙述存在诸多缺失,因此如何辩证地看待笔记史料的价值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合理地加以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南宋史家李焘在历史撰述中对笔记史料的运用及其相关历史认识可以视作典范,对其成功经验进行必要的总结,可以为后人进行历史研究时对笔记史料正确地加以运用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有价值的启示。

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从历史编纂的角度,对南宋官修史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及与此相应的历史编纂经验的积累,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以及对历史编纂的新认识作系统的考察,阐述其与时代特点的内在关联,揭示其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变革中求创新的丰富内涵,对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规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史学概论》的教学改革及其反思

《史学概论》是高校历史系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它由历史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构成。鉴于课程的重要性,有必要通过教学理念的更新以及教学手段的改进,来促进教学计划的圆满完成。同时,在教改实践中围绕着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可以分作几个不同的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双向互动的模式,设计出多种形式的讨论方案,以便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超越考据的视野:钱大昕的制度阐释与历史评论

作为一名考据大家,钱大昕在重视文献版本校勘、文字训诂的同时,还有诸多结合具体考辨的历史研究,包括魏晋以降行政中枢演变的系统考察,封建体制下政治、军事制度变迁的细致梳理,以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精到分析,它不仅有利于说明钱大昕历史思想和治史方法不为人所重视的一面,而且通过与相关学者的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彰显乾嘉学术的时代特点及历史意义。

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黄震经史考证的学术价值及时代意义

宋代学术除了理学之外,文献考证之学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名家名著,其中的卓荦代表就是黄震。他的读书随笔札记《黄氏日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卷中或宏观综论,或微观探析,或考订评鉴,兼具思想和史料价值,充分显示出他析理与考据相结合的学术风貌。其研经治史特点表现在立足于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手段,以及本证、理证等方法对传统文献以及历史记载进行系统的考察辨析,持说注意融会贯通,实事求是,因而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考证方法的运用上也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对清代学者有很深的影响。通过对包括黄震在内的一批兼具理学和考证风格的学术大家的研究,对弄清"汉学"与"宋学"这一渊源发展迁移变化的关系,进而准确地把握宋代以后学术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王鸣盛语言文字研究的通识——以《说文解字》考证为例

乾嘉学术名家王鸣盛对《说文解字》的评价在清代《说文解字》研究中具有代表性,他的子学代表作《蛾术编》中既有对《说文解字》体例、取材的探讨,包括对文字构形和假借的论说,也有将某些规律的揭示融会在具体文字考证中的精辟论述。他尤其重视用发展的观点对文字演变作历史的考察,进而总结出具有富有理性色彩的规律性认识,值得我们重视和总结。

民族关系视野下史家叙述真实性的自觉追求及其意义

民族重新组合的宋辽金元时期,史家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突破政治藩篱,客观描述了宋朝最高统治者在民族交往中卑躬屈膝的历史事实,以不偏不倚的信史态度对抗金斗争记录中的各种不实之词及时加以纠正,并从拓宽史料来源的角度注意采撷对立方所撰写的材料,由此体现出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下史家追求历史叙述真实性和客观性的难能可贵,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编纂思想和史家自觉的求真精神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探讨和恰当的评价。

李焘北宋史事考证及其方法——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中心

南宋史家李焘在其编纂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通过考异自注的形式对宋代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考察,尤其关注中枢机构中的枢密使之来源多途化的倾向、新的司法机构的出现以及对地方控制的加强,由此反映出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特征。在经济制度上则集中考察各种开源节流尤其是专利措施的出台及执行的过程。其考证路径和形式相对成熟,具有鲜明的比较意识和客观辩证的治史态度。对其进行必要的总结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能给后人获得治史方法上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