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末短篇话本小说中的军事色彩与对男性气质的重塑

明末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极大地促发了话本小说家们的军事热情,战乱题材的介入与军事见解的表达使得这一时期的话本小说呈现出强烈的军事色彩。军事色彩的增强势必会对男性气质的书写提出新的要求。被"三言"所推崇的文人气、女子气于此时遭到了贬低,而一直被贬低的武人气或者说男子气概则受到了追捧。男性气质书写上的一系列变化受制于时代语境的变迁,这一观点可从本文的论述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之“女才”独立性探析

才子佳人小说中表现出的"才女"情结与清初"女才"兴盛这一背景密切相关,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之于才女的关注以及对女性教育的重视。然而女才并不具有独立价值,它总是与某种色情化想象交织在一起,并被限制在为男性社会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这一功能性范围内。为知识所赋权的才女愈来愈不满足于自己被预先设定好的性别角色,其自我展示才华的多种方式也鲜明地透出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味道,男性社会之于女才的矛盾态度由此产生。

《金瓶梅》的遗留问题与清初白话小说创作格局之形成

《金瓶梅》中的因果报应模式实为本土信仰与外来佛教结合后的产物。本土信仰,即易学思维下相生相倚的循环论导致了其果报论的不彻底性,而为色空思想所笼罩的"欲望与自我救赎"这一创作主旨也在作者对世俗"色相"的过度描写中极大地偏离了"自我救赎"的终极旨归,并最终导致了原初的制欲意图以失败告终。作为《金瓶梅》的遗留问题,制欲机制的失败及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深层信仰危机为其后的清人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并对清初白话小说(以两性关系为题材)的创作格局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宋人语境看底本与话本的关系

我国宋代弹词讲唱艺术中底本与话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宋人语境与今人语境有本质的区别。以今人浓重的文体意识去理解宋人的语汇,是造成持久争论而不能决疑的根源。宋人语境中"话本"一词的泛化色彩以及底本的存在样态本身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后人认识上的混乱。只有通过上溯至宋代以明确宋人语境中"话本"之原初含义,并将其与今人语境中的"话本小说"概念区分开来,底本与话本的关系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厘清,从而避免以今律古的错误。

宋明话本小说中的男性气质书写与两性关系模式构建

文、武是中国古代男性气质的核心,是男性气质的重要体现。宋明话本小说中的男性气质书写呈现出了明显的偏重性、阶段性,实为一个持续构建的动态过程,与不同阶段的文化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联;而女性气质书写乃至女性形象塑造则更进一步地受制于男性意愿,在相当程度上实为基于某种男性需求而对当时的男性气质、男性形象所做的有益补充,是为男性意愿下的进一步"被书写"。受制于文化形态的男性气质书写、男性形象塑造与进一步受制于男性需求的女性气质书写、女性形象塑造彼此搭配进而构成了这一时期文本表现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性关系模式,并在两性关系的构建上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选择与男性意愿。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男权文化阐释——兼及对女权主义的启示

从意识形态(阳具崇拜)到思维逻辑(从生殖力的父性归属推导出性别权力的男性归属),再到男权制的两大保障机制("乱伦禁忌"与"族外通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可以说内置了一整套完整的男权文化系统。男权立场的预设使得古老的男权文化在生理解剖学—临床心理学的科学外衣下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复活,同时又由其必然导致的反女权主义倾向不可避免地使得弗洛伊德学说成为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矛头所指。但论证思路的错误并不能诋毁科学研究本身的认识价值,弗洛伊德的许多富于创建性、革命性的临床发现对于女权主义自身的理论反思乃至于今后的理论发展走向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辩证的科学态度将有助于对弗洛伊德学说的重新审视与重新发现。

性别隔离与男权话语中的权力运作

性别隔离发源于古老的女体禁忌,最初仅为出于生命安全忧虑而向特定女性实施的周期性隔离措施。男权话语通过提炼女体禁忌中的歧视"因子"、预设虚构的话语前提以及实施种种话语策略等一系列的话语权力运作,巧妙地将原本保持中立立场的安全保障措施置换为歧视女性、压迫女性的性别政治工具。而且话语权力运作的隐蔽性,使得性别隔离直至今日仍在社会性别分工、性别角色定位等方面保持着强大的现实干预力,职业性别隔离更可视为传统性别隔离在现代职场中的变相延伸。明确男权话语于其间的具体运作将有助于我们充分认清性别隔离的本质,以及时至今日仍"经久不衰"的"奥秘"所在,从而对女性解放的现状保持更为清醒的认识。

社会性别、男权统治与社会契约论——重读盖尔·鲁宾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

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盖尔·鲁宾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首次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并促成了女权主义视野下"社会性别"理论的迅速崛起。然而,这一女权主义核心范畴的本源实际上却是有着鲜明男权立场的社会契约论。为了避免认识上的混乱与理论上的尴尬,鲁宾在建构理论框架时有意避开本源不谈,致使许多重要的论述都无法深入到底。只有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大背景对鲁宾的这篇论文加以重新解读,才有可能使问题的阐述真正落到实处,使妇女从属地位的根源性探究真正成为可能。

试论《醒世姻缘传》之原始文化因素及以“三复情节”模式为重要特征的深层结构机制

该文以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为基本研究方法,充分论证了"三复情节"模式是《醒世姻缘传》深层结构机制的重要特征。同时从神秘数字"三"的数理内涵,即极数、礼数、定数入手,对该文本中的三复情节加以分类,并提炼出三复情节的一个变体,即"三事一结"模式,以期能为"文学数理批评"理论做一点有益的补充。在此基础之上,论述了定数"三"的分界点意义之于人物命运的走向以及小说文本中宿命论色彩的形成所发挥的深层作用。最后,从定数"三"、宿命论、阴阳秩序这一原始文化因素的角度出发,为《醒世姻缘传》创作主旨问题的探讨提供一个富于启发性的研究方向。

从“主情论”到“情教论”——从“三言”的私情类故事看冯梦龙思想的转变

对晚明以来尚情思潮的接受使得私情类故事成为冯梦龙"三言"的表现重点,但冯氏学术渊源的复杂性又使得对此类故事的书写总是以"私情+婚姻"的"半截子"模式告终,冯氏的主情论因此而显现出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不彻底性"。对这一所谓"不彻底性"的真正认识只有将其置放于冯氏从"主情论"到"情教论"这一思想转变的背景中才能实现,而对"三言"私情类故事的解读将会为这一认识的实现提供生动的注解。

“理欲之辨”与清初理性精神的复归

从宋儒到晚明先锋派文人再到清初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人们之于理欲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清人不仅纠正了宋儒"理欲对立"的错误,同时也批判了晚明士人在欲望上的过度放纵;既不赞成明人的"弃理从欲",同时也反对宋儒的"存理灭欲",而是主张在"以理节情"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理、欲调和。克服"唯理"或"唯欲"的偏激而更趋向"理欲兼顾"的中庸,"理欲之辨"也由此被逐渐导向了富有理性精神的合理化方向。

“理欲之辨”与清代前中期的女性婚姻道德生活——以“贞节观”及其引发的诸种道德困境为探讨对象

相较于对宋儒理学的照单全收,清人更趋向于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对宋儒之"理"加以辩证审视,并试图于"理"之外寻求新的道德标准,原始儒学那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关怀于是成了这一意图的重要指向。这一富于人性化的思考维度在清人论及"贞节观"的相关问题以及由"贞节观"引发的诸种道德困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从中体现出了"以理顺情"的道德情感化倾向。

欧丽娟《大观红楼》研究理路探析暨对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反思

《红楼梦》的经典化与红学研究的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可以说同步发生于“五四”时期。在迥别于传统的现代阐释理路的重构下,“反封建”、“反专制”的《红楼梦》“主旨说”成为了诠释“五四”时代精神的生动注脚。但这是意识形态化的红学,而绝非学术的红学。意识形态化的红学/索隐红学与学术的红学/实证红学之间的夹缠不清几乎成了现当代红学研究难以摆脱的“怪圈”。由此而引发的学术焦虑又进一步地导致了对实证红学的质疑,尤其是针对“曹学”的态度,更有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之嫌。台湾地区学者欧丽娟《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的研究理路则启示我们,相较于技术层面上的研究方法,红学研究的“方向正确”其实更为重要。否则,终将在意识形态化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积重难返。

近代旅外女性的边疆意识自觉、国家形象建构及其策略研究——以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为考察对象

作为第一位有旅外日记传世的公使夫人,钱单士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跨越四国”的漫长旅程中,始终以日本这一西方文明的亚洲范本为“文明国”之标尺,对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着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对比,其间所体现出的视觉权力的借用策略耐人寻味。与此同时,频繁跨越国界的空间实践又极大地增强了其对疆域、领土、主权、边民等概念的形象感知,促进了边疆意识的自觉,激发了民族情感。作为跨国旅行的忠实记录,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也因此成为考察多重视角下近代旅外女性以边疆、民族、国家形象、文化身份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不可多得的范本。

京旗贵族族群视域下的“脂批”与清宗室评红文字探析——兼及《红楼梦》的主旨“还原”

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问世之日起至今,《红楼梦》的阐释史已达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绵延清代中晚期、民国、现当代各历史时期而始终热度不减、新论迭出。与《水浒传》《金瓶梅》等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不同,《红楼梦》的小说创作与文本阐释几乎同步。早期阐释者,即乾隆中后期至晚清之际,以曹雪芹亲友以及清宗室为代表的小众文化圈与作者最大限度地共享着相同的文化语境,而共通的文化语境是小说主旨获得本真阐释的必要前提。从京旗贵族族群视域出发,结合“脂批”以及清宗室的评红文字,探究早期阐释者们的阶级属性、政治遭际、家族记忆以及“大家”意识、阶级自豪、京旗族群认同与族群隐忧等问题将有助于深入把握《红楼梦》获得特定阶层广泛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有助于追踪并厘清《红楼梦》的创作主旨在这一小众文化圈中究竟怎样被阐释,被接受,从而尽可能地还原《红楼梦》在早期阐释史上的存在样态与接受状态。

“国族”与“性别”纠缠下的女界改造与女性主体性重构——近代妇女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双重变奏

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双轨并进是中国近代政治叙事的重要特征。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广泛结合为妇女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合法化途径,但过度依附于国族立场却也导致了女性自身性别立场的极大丧失,从而使其难以摆脱国族话语规制下的工具化境遇。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纠缠着国族与政治,且又饱涨着性别张力的过程中,女性立场上的性别主体意识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觉醒之旅,其中关涉到的一系列性别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一历史时期积累下的种种经验教训也都成为宝贵的遗产留给了五四时期再度复兴的女权运动,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妇女运动可资利用的先期资源。

从“三言”故事改编看“以小说行教化”编创意图

'三言'通过对源故事的改编,其话本小说的道德感、'情'的因素、果报思想以及市民趣味都得到了极大的凸显。其中既有晚明尚情风潮的时代影响,又有加强果报以增强教化力度的道德努力,同时还有迎合市井趣味以增加受众阅读兴趣的现实考量等,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无不体现了冯梦龙欲'以小说行教化'这一编创意图,并最终使得脱胎于源故事的'三言'话本小说更好地承担起了文人阶层表达社会专注、履行社会责任的载体性功能。

江南情结及清初才子佳人题材的别样意味

清初才子佳人题材故事隐含的江南情结以及与之相关的江南才子形象的塑造,于八股时文之外'诗才'这一新标准的确立,对科举考试的复杂态度等并不应单纯地从文人作者的补偿心理这一层面加以解读,而应置放于这一题材故事普遍流行的'清初之际'这一大背景、大气候中,唯其如此,才能将隐藏于深处的华夷之辨、遗民情绪等政治内涵发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