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持股计划与财务信息质量

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发现员工持股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员工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强、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包含杠杆(借款)、企业资产透明度低、企业股权集中度低时,上述正相关关系更明显。另外,盈余管理水平在员工持股结束前一年显著更高。该正相关关系在利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进行估计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旧成立,并对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和高管股权激励等因素稳健。上述研究结果说明,管理层有"讨好"员工的动机,为了让员工股解禁时套现更多,管理层进行正向盈余管理以求推高股价,从而降低了财务信息质量。

国有企业的工资溢价及其原因

本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工资溢价可以完全被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职工的个人特征差异以及这两类企业的企业特征差异所解释。本文进一步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的方法,分析了每个因素能够解释国有企业工资溢价的份额。分解结果显示,在这十年间,国有企业的工资溢价中能够被职工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以及企业所处行业特征的差别解释的比重有了很大提高,而工资溢价中能够被企业特征以及企业所处省份的差异解释的比重有明显的下降。

沪港通实施、资本流动与A-H股溢价

本文研究沪港通的实施对A-H股溢价的影响。本文发现,在沪港通实施后的短期内,主要是香港和海外的投资者通过沪股通投资沪市股票,A-H股溢价增加。该现象不符合"一价定律"。从长期而言,内地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资香港股票,使得溢价回落。我们进而发现,同一家公司在沪市和港市上共同的信息对资金流向影响不大,但是单边市场上的特有信息对资金流向的影响明显,可以看出新兴市场投资者进入新开放市场存在着相对更长的"学习过程"。

公司治理改革、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价值

在基于对不同类型的委托-代理问题("盲目扩张"、"管理层安于现状"和"浪费、挪用企业资源以享受控制权收益")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倍差分析法分析了我国2001年实施的公司治理改革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改革对上市公司价值的正影响在国有股份较多的企业中相对较弱。但是,产品市场竞争可以促进公司治理改革对提高国有企业价值的影响的有效性。上述发现表明,由于公司治理改革中包含的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减少表现为"盲目扩张"和"浪费、挪用企业资源以享受控制权收益"的委托-代理问题更有效,而国有企业中更有可能存在表现为"管理层安于现状"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公司治理改革对提高国有企业价值的影响比对提高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相对更弱。但是,由于产品市场竞争是解决"管理层安于现状"问题的有效机制,加强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公司治理改革在解决国有企业中委托-代理问题的作用。

劳动力流动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1990年到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实证发现地区劳动力流动越强,当地企业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越多,其中创新质量最高的发明专利受到最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给企业带来更强的创新激励。在异质性分析中,实证发现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会受到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劳动力市场因素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对提高我国企业创新产出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户籍政策的制定、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合理的参考方向。

企业所得税并轨、所有权结构调整与企业生产率——基于群聚分析法的研究

企业所得税并轨前,外资占比大于等于25%的企业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为企业的策略性行为提供了强激励。本文发现,在政策断点附近的企业中,约5%的企业会使外资占比恰好高于25%。该行为拉低了外资企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10个百分点的税收激励会使得群聚区间内企业的TFP降低5个百分点。该现象在无国家/集体资本、无新产品、非出口的企业表现得更严重。本文启示,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时,淡化与所有制身份相关的激励将有利于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提升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来自大学扩招的证据

本文利用大学扩招这一政策冲击构造工具变量,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首次探究了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户主接受高等教育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户主接受高等教育使得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增加12.85%,风险资产投资金额显著提高1.29倍,风险资产投资占比显著增加4.55%。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接受高等教育会通过提高投资者的认知能力、家庭总收入、健康状况以及减少家庭的子女数量从而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其中,投资者的认知能力是最主要的渠道变量。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在性别、城乡之间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说明人才强国战略在提高人力资本的同时,也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等方面发挥作用。促进教育公平,对推动共同富裕进程有重要意义。

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家庭生育决策?

为了应对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以及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全面二孩政策显著提高了家庭生育的可能性,且这一效果在2016—2018年没有出现衰减。因为这一政策而多出生的人数占2016—2018年我国每年出生人数的14.8%。本文的计算表明,我国于2021年实施的三孩政策将会使我国短期内每年多出生约28.32万人。

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

文利用股权分置改革作为自然实验来研究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对中国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股权分置改革一方面会激励管理者通过“高薪引才”来应对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资本流通性的增强会减少“工资侵蚀利润”现象,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结果表明,后者的作用占据主导,改革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表明,改革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非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改革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显著,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显著;改革显著降低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并没有影响管理者的劳动收入份额。

大学生贫困及奖助学金的政策效果

基于2010年中国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我们考察了中国校园里的贫困现象、大学生的经济负担以及政府政策的效果。我们发现,如果以大学生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开支来设定大学"贫困线",有将近22%的大学生身处贫困之中。大学生必要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67%。贫困率高以及大学负担重的现象在来自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学生中更为严重。与此同时,为了帮助贫困大学生而设立的助学金的标的错误率超过50%,而且只减少贫困率2.6个百分点,因此,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最后,虽然家庭支持依然是贫困生上大学的主要经济来源,贫困生非常依赖于借款和勤工俭学来支撑大学学业。

劳动力保护与盈余管理——基于最低工资政策变动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地区经济发展和年份等变量,以及行业和省份或企业固定效应之后,最低工资水平的升高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工资上调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是不能增加企业的收入,因此降低了企业的账面利润,从而提高了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此外,本文还发现在劳动力缺乏的地区,劳动力密集程度高的公司,向产品市场转嫁成本能力低的公司和国有企业中,最低工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强。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全面理性地预期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的经济影响,对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与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基于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的经验研究

利用作者收集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我们分析了"官二代"学生与非"官二代"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差异。研究发现"官二代"学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学生的起薪平均高13%(约280元/月)。这一差异不能被学生家庭的收入、父母的教育程度、学生的高考成绩、就读大学的质量以及学生在大学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所解释。因此我们认为父母的政治资本本身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

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

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参与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和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其中低教育、已婚和与儿童同住的女性受市场化程度影响劳动参与下降最为明显。结合Connelly(1992)提出的女性劳动供给模型和共同偏好模型,本文建立了家庭各成员劳动供给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城镇女性劳动参与呈显著负相关,影响途径主要是家务服务价格的提升。

中国居民退休前后的消费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检验中国居民在退休前后的消费是否平滑,是否存在退休消费之谜。基于中国的强制退休制度,我们使用断点回归法估计了退休对家庭非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退休会使家庭非耐用品消费减少21%,其中与工作相关的支出减少33%,在家的食品支出减少13%,但闲暇娱乐支出变化不显著。剔除这三类消费之后,剩余的消费在退休后没有显著变化。因此,受到强制退休制度约束的居民,其生活水平在退休后并没有实质性下降。

中国“两税合一”改革的长期影响分析

该文基于在上海或深圳上市的企业数据,使用事件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两税合一"改革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该文分析发现,在2007年3月16日"两税合一"改革通过的当天,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股价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具体而言,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股份占0～25%的企业的股价显著上升了约3%,然而对于外资股份多于25%的企业而言,其股价没有显著的变化。根据有效市场理论,企业的股价反映了其长期绩效。该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两税合一"的改革总体而言在长期内将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正影响,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出口与企业避税

该文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看作自然实验,利用外生的汇率冲击探讨了出口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构造了企业层面的汇率冲击指数作为企业出口的工具变量,并且同时控制了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前(1995年工业普查)的企业特征,有效地避免了出口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表明:相比出口到货币贬值程度较轻国家的企业而言,出口目的国是货币贬值程度更重国家时,企业的出口增长会相对较慢,从而导致企业的避税行为增加。该文同时还论证了出口到欠发达地区,较弱的国际监督会促使企业采取更多的避税行为。

兼并收购可以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吗?

本文使用2000-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公司被并购对其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被并购带来公司的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即公司会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和高学历劳动力占比,降低常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渠道检验发现,并购会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生产技术升级来促进企业的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并购对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在非完全换股并购和低绩效企业中更为显著。

劳动力保护与企业风险——来自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劳动密集度不同的行业影响不同,识别了劳动力保护对以股价波动性衡量的企业风险的因果影响。结果显示,受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影响越大的企业,其股价波动性越小,即劳动力保护降低了企业风险。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排除同期其它政策的影响、使用不同方法计算企业风险和劳动密集度、使用平衡面板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会增加企业的杠杆率和违约概率,企业出于“风险规避”的动机会增加现金持有,以抓住未来的优良投资机会。由于国有企业对劳动力保护制度的执行度更强,杠杆率高和流动比率低的企业有更强的“风险规避”动机,因此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国有企业风险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本文的结论表明,在防范控制企业风险过程中,劳动力保护措施是可选的有效政策工具。

失业保险与公司财务杠杆

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导致劳动者职业转换愈加频繁,失业保险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探究了失业保险金水平对企业财务杠杆的影响。运用2009—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失业保险金上升会导致公司财务杠杆下降。渠道检验显示,提高失业保险金可以降低员工失业风险溢酬,公司劳动力成本下降,公司有更多自由现金流和盈利进行内源融资和偿还债务,公司财务杠杆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失业保险金的作用在失业率高的地区更加显著。主要结果在分别运用《社会保险法》和《关于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的指导意见》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更改模型设置、排除投资水平影响、删除特殊省份、更换样本期间后,依然成立。本文结果说明加大失业保险保障力度有助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的证据

本文使用上市公司高管数据,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对育龄女性高管职业表现及其受聘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在位育龄女性高管年薪上涨,离职减少,且受聘人数下降;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可能的解释是,政策提高了育龄女性努力工作的成本,所以企业提高薪酬以激励她们继续努力工作,但这也降低了企业的收益,因此这一群体受聘人数下降;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难掌握高管的努力程度,因此其对政策的反应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