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2030年全球战略预测

未来20年世界发展演进中将不会出现过往20年间较为典型的剧变和震荡。美国将在创新、金融和军事领域保持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最大程度地影响到全球权力均衡。以市场经济和民主为基础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将维持其世界主导思想体系的地位。意识形态将更频繁地与全球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势相关联。这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意识形态的基础。在2030年前,世界文化体系以及各种文化内核发生大规模变化的可能性极小,同时很难形成创新文化和生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文化。全球治理的机制和原则将继续形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创新和全球化。全球化在未来20年将继续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在预测期的前半段,将始终可以感觉到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限制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新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及保护主义的抬头。2011-203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4.0%到4.5%。中国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是2030年前的主要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划分将发生改变。增长质量和竞争力标准将决定一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中国在GDP规模上至少会接近美国的水平,但GDP中的创新成分及其他质量型的成分方面仍将落后于美国。中国将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并将成为维系全球内需的主要因素。世界将不再遭受能源短缺的困扰。中国和其他一些亚太国家、印度以及拉美的主要国家在国际资本流通中的比重将会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时间。"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的作用将发生改变。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活动和影响领域将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不仅会侵蚀一些国家的社会体系,还会招致一系列国际社会问题(移民、人口、种族冲突等)。全球安全方面,世界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相互协作的趋势将压倒相互对抗的趋势。未来20年,为避免自身不被边缘化、能应对未来的风险,以及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机遇,俄罗斯必须使自己的内外战略有效地适应全球发展的主要趋势。

建立促进上合组织繁荣发展的评估机制

2011年对于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俄双边关系都是具有丰富纪念意义的年份。在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0周年的同时，今年又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10周年和“中俄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发表15周年。

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

关于亚太地区当前格局问题,中俄双方学者均认为美国与欧洲先后陷入危机,未来5至8年将呈现收缩态势,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衰落。俄方学者认为,在欧美因为经济危机陷入衰退的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却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增长势头,国际经济中心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政治中心也将会向亚太地区转移。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同时崛起,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国际权力出现扁平化,竞争的中心向亚太地区加速转移。在亚洲高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已不适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俄方认为,2011年,美国重返亚洲,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大有围堵中国之势。俄罗斯融入亚太需要和平的地区形势,建议在中、俄、美之间建立三边安全机制,为本地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方认为,在新的地区形势下,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欢迎并愿意协助俄罗斯在亚洲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新的地区秩序应当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与亚洲国家多样性相适应的。在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安全议程。俄方学者认为,欧洲深陷金融危机,短期内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着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欢迎美国、欧洲、中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参与。中方认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并且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高,在两国政府的主导下,已经进行了一些合作。随着俄罗斯"东进"战略的逐步明确,双方可以在项目开发、投资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双方比较优势,深入合作。在中亚地区,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将成为本地区新的安全威胁,加上原有的三股势力,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俄方认为,应当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优势,密切关注阿富汗形势,加强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方学者认为,应当发挥上合组织在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解决中亚问题的根本,还在于通过经济合作使中亚国家走出贫困,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应当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进程,与欧亚联盟等本地区其他组织加强沟通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