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现代中国文学语言变革

语言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自清末以来,现代中国的语言选择就与救亡、启蒙以及复兴等时代主题同步,甚至语言走到前台,在传统/现代、中/西等二元复杂的纠葛中,折射着救亡、启蒙、复兴等时代主题。晚清以来以启蒙为宗旨的语言运动有两次:第一次是晚清的“文字救国”,表现为文字变革、白话文的提倡和白话报纸的创办;第二次语言运动发生在“五四”时期,实是前一次的语言运动的深化与发展,重在以语言的变革本身作为一种诉求,以语言变革而达至现代文体的变革。

历史的“观念”、“叙述”与接受反映——从大学课堂教学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问题

作为'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分支,'中国当代文学'无疑会因其开放性而成为一门最具活力同时又最不稳定的学科。虽然,对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

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与“文言的终结”

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向,一是意译方式,二是直译方式,前者以严复等封建士大夫为代表,后者以周氏兄弟等精英知识分子为代表。严复等人立足于汉语,以汉语为中心,强迫外来语迁就汉语的传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西在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语言系统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与严复等人以中化西的视野及中国文化优势论不同,鲁迅将中西文化作为两大相互平行并各具价值的文化体系来对待,意在借《域外小说集》的直译方式,为中国小说现代化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形式。由于受到章太炎语文观的影响,周氏兄弟倾向使用古奥语体翻译中国传统小说里完全没有的西方象征主义与心理描写,这是一种对先秦古汉语近乎偏执的使用,且逐字逐句地对应外文的内容甚至是语法,这无疑是对文言文表达能力的一种极限试验,很难被当时读者所接受。从严复等人到周氏兄弟的翻译实践,将文言对于现代思想的涵纳能力做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失败,预示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言对于西方文化翻译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翻译实践促使了"文言的终结"。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网络化发展模式可行性探析

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作为文化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也必然要应时而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这已成为期刊界的共识。业界对于学术期刊新的发展模式仁智互见，总其荦荦大者，大约集中在学术期刊定位的重新思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厘定、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模式等方面。而且在大多数的论说中，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网络化犹如一剂万能药剂，被作为探究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近现代语言乌托邦的文化哲学考察

通用语的前提是人类交际必须在享有共同语码的群体中进行,共同语码规定了交际双方需要遵守或接受的规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字或语言,不能根据使用它的民族文化发展状况作为评判标准。世界文字主要分为表音系统与表意系统两种类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书面语采用表音的文字系统,而汉语书面语则是表意文字系统类型的典型代表。汉字言文不一致,晚清以来学界一直都有人对此颇多诟病,甚至不乏有人推动“言文一致”的文字改造运动。但是,汉字对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无疑启迪了人造通用语的理念和实践。世界语描绘了一个世界大同的语言乌托邦,实际上是一种乐观的在科学主义层面上生发的语言乌托邦。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提出的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主张,虽然其渴望“进步”、追求变革、向往“世界大同”的心理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废弃汉字而使得民族文化无以立根的民族虚无主义思维逻辑却是不可取、不可行的,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唯理主义、独系进化论和价值一元论的乌托邦主义心态则是应该加以反思的。无论是强调汉语需要一切欧化,还是强调汉语的不可更改性,从根本上都可归结到文化自信上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汉语的优长处,立足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汉字的根柢而坚定文化自信,在适当借鉴外来语言的基础上,使汉语更加精细化,更具有审美性。

文化创新与编辑执行力

作为文化创新工程的重要一环,出版业要做大做强,提高出版竞争力和编辑执行力就成为当务之急。"没有执行力,就没有达成力",编辑执行力的高低,决定出版企业的竞争实力。就出版执行内容而言,文化创新首在选题策划能力,而策划能力的高下,直接取决于编辑执行力。编辑执行力就是完成预定出版目标的操作能力,要求出版主体具有创新精神。出版业之间的竞争,就赢在执行力,没有执行力,就不会有成功力,也就不可能有竞争力。要提高出版竞争力,必须重视文化创新,而文化创新也必然要求提高编辑执行力。

《诗经》异文训诂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异文研究是《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梳理了历代对于《诗经》异文研究中的三个取向,即辑佚整理、理论探析、地下材料考证,在此基础上提出《诗经》异文对于研究文字演变情况、训诂发展历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传统到现代的衍变——文言白话转型论

汉语特有的发展特点,造成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脱节,书面语中的文言因其脱离口语而日益向"雅"与"保守性"方向发展。语言发展的趋势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文言与白话的转变,是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汉语的重大变动,这一文白转型,表面上看似汉语内部的一种语言选择与嬗变,实际上是关乎社会发展,以及整个民族思维言说方式的一种质变。

创新与编辑主体建设

创新具体贯穿在编辑工作的全过程中。选题策划是整个编辑活动中最具创新性的环节。而甄选作者也要以理论创新为标准,强化积极学术规范意识。而就编辑工作的实质而言,编辑活动是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审理的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具有强烈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文化自觉时代,重申编辑的人生境界修养

重申编辑的人生境界修养是当今文化自觉时代的必然要求。在耐得寂寞中持守、在甘于奉献中担当、决不敷衍的认真态度,这些构成编辑人生境界的基石。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具有为学术奉献终生的志愿以及认真做事、踏实做人的工作态度的编辑出版人。

学术期刊问题意识略论

打造品牌期刊有助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意识是学术期刊品牌化的必由之路。在期刊定位时,要以问题综合代替传统的学科集合模式;选题策划则是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在品牌把关时,编辑要将问题意识进行到底,把好六道关,力争打造精品期刊。

严复译必求“雅”翻译考论

对于严复的翻译,学界一般考察其翻译理论主张,即信达雅,或者考察其翻译中所出现的中西不协调现象,并针对英文原文与译文具体考察之。但对于严复译文求"雅"的动机却少有考论,不对这种译必求雅的动机进行考察,就难以全面评价严复的翻译。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利用本土的文言译介外来思想,雅训的古文笔法充分表现出其译著的"古文学"性来。严复在翻译中,力求信、达、雅———其实,更确切地说是,出于阅读对象的设定,雅才是严复翻译的最高要求,而信与达,只是一种翻译理想,其实在其翻译中未必能实现。

章太炎的汉语言文学观

晚清西学东渐,中学受到极大的冲击,作为文化发展序列中最为保守和滞后的语言,竟因为政治焦虑无法得到释解而被列入首要改革之列,以语言文字的兴废问题为核心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变革,就摆在了其时知识群体的面前。章太炎基于其汉民族的历史文化观,以其小学修养为根底,提出了立场鲜明的保存汉字的汉民族文字观。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一返方言"的言文一致观,并基于小学的知识背景,对白话文学提出了批评,并对白话文学向雅精的深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化自觉时代的编辑执行力刍议

编辑执行力是决定编辑能否发现选题并保证如期实现的重要环节。编辑执行力是一种对编辑出版工作积极面对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种积极地为完成预定目标而养成的常态化行为状态。

出版产业的文化创新思考

出版业应创新新知、不断推出更优秀的文明成果,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崭新、高尚而又具有丰富文化价值的阅读境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力,这才是出版业的辉煌之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翻译出版的质量危机与诊断

包括诺贝尔文学作品在内的世界著名文学作品翻译出版,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界得到广泛关注。但是,目前一些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学翻译出版,使得翻译出版工作出现了粗制滥造的劣质化危机。文学翻译出版精品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摆脱这种危机,出版社要重新厘清文学翻译工作的性质,找准与作品内容、精神相契合的翻译者,在出版审批与监督上下功夫,以打造精品为工作标准。

诗无达诂论的文化探源

诗无达诂是对历代诗经解释纷乱纠纷的一种描述。在历代《诗经》接受史上,伴随着《诗经》研究队伍的壮大的同时,虽然对词义难明的现象有个别定论,但在总体情况上来讲,诗无达诂的状态还在持续着,不过,也正是这种诗无达诂的存在,更加增加了诗经研究的神秘感与神圣感,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学者们虽知解经之难但却义无反顾潜心研究的原因。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以日为鉴:近代中国文学语言转型的他者视角

近代中国文学语言的转型中多以日本为鉴。中日同为汉文化圈,随着儒家文化的影响传播,中日语言有着较多的一致性。封建时代,中日两国语言普遍存在着口语和书面语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合而为一,完成了文体的变革。中日两国在针对西方现代化提倡的言文一致运动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关联性。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与史传传统

对于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鲁迅而言,其选用文言与白话交杂的艺术处理手法,正是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一种必然选择。正是因为史传叙事的实录品格,鲁迅才在写作《狂人日记》时选用了中国古典小说模式的文言小序,给读者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达到一种"写实"的意图。而鲁迅之所以在文言小序中化用史传叙事,是由其对小说的功用的理解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