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化选择

袁昌英的文化选择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的现代转换紧密相关。袁昌英因学缘和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跻身于“英美派”留学生群体。这个群体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追求接近人之本质的“和谐”状态。袁昌英将中国乡村朴素的泛神论思想与西学结合,以科学精神求证个体存在与宇宙的关系,探求心灵自由和解放途径。西学的价值系统虽已进入她的视野,但是其成长过程中亲和有序的家庭环境和浸透儒家思想的湖湘文化传统,促使她在中西文化汇聚中选取了一种新的价值尺度。她的文学指向并不是与历史同构的“开启民智”,而是试图以理性精神平息这狂飙突进的现代化进程中灼烧、毁灭的能量。

苦难与救赎——余华90年代小说两大主题话语

文章将苦难与救赎概括为余华 2 0世纪 90年代小说的两大主题话语。进入 90年代 ,余华小说中的苦难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风貌 ,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生磨难和人生本原性悲剧。人在这样的苦难中不再是茫然不知所措 ,而是以“活着”的乐观和坚韧的生存态度从苦难中拯救自己 ,人在人性危机和沉沦中得到了救赎。

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

本文从余英时给出的知识分子必备的要义之一即道义承担出发,以鲁迅、赵树理、张承志、卫慧和韩东为对象,追问谁是知识分子并在追问中考察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变化。本文认为,赵树理是不同于鲁迅的官员型作家,张承志、卫慧和韩东是不同于赵树理的自由作家,相对于文化市场,张、卫、韩又各从其类,张像斗士,卫像商人,韩像艺术家,各有其功能和代表性。

中学西渐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述评

<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证实:中国的园林(建筑)观或审美观在16～18世纪推进并促成了欧洲的'浪漫主义转向'.其间,坦普尔和钱伯斯虽是两个关键人物,但欧洲人的'期待视野'制约了他们对中国审美观的理解,误读也就在所难免.本文力图通过评述,以辨清他们之间的异同.

绝对主义 历史面向 价值面向——美籍华裔学者眼中的中国先锋小说

中国先锋小说作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受到北美学界的关注。本文在搜集与细读美籍华裔学者对中国先锋小说的研究资料基础上,侧重分析这些研究背后的理论诉求以及脱胎于这种理论诉求的两个面向(历史面向、价值面向),希冀勾勒出美籍华裔学者对中国先锋小说研究的基本图景。

民初言情小说的悲剧意识

民初言情小说的悲剧可分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 ;其悲剧意识渗透在作品的艺术氛围和故事结局之中 ;民初言情小说悲剧意识的产生既与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以及美学追求有关 。

论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到《中国当代文学史》

本文通过考察三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 ,探讨十七年文学是怎样被一代又一代的撰史者构造出来的 ,文学史叙述与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 。

中国新文学中的“平民意识”论纲

一我们认为,中国新文学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在于它的平民意识。尽管我们不难在古典文学中发现“哀民生之多艰”、“穷年忧黎元”那样同情、热爱老百姓的深挚情感,发现对“背法度而心治”的昏君的怨恨、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和对桃花源、大同世界的真诚向往,然而,那一切发自我国古代伟大作家内心的真情并没有升华到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境界。由于封建文化的深层意识作用,中国古典文学中弥漫着贵族意识的气息;

再审当代文学

本文认为,当代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名实相分,概念所指不一。当代文学有时间和意义两个维度,人们仅仅在时间维度上认同和使用这个概念,而在意义维度上则各有其所指,各说各的。“当代文学”因原有性质被“新时期文学”胀破而发生意义破裂,给修史者造成难以摆脱的困境,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概念。本文具案分析这个概念意义破裂的状况,认为这是在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身体经验 “文革”记忆 启蒙叙事——《兄弟》(上)、《后悔录》合论

本文认为,余华的《兄弟》(上)和东西的《后悔录》是以身体经验为中心书写"文革"记忆,所承续的依然是"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首先,文章通过《兄弟》(上)中偷窥、《后悔录》中围睹的情节,分析了"文革"时期普通中国人荒诞的身体经历。根据现在的身体经验,用带有夸张、反讽意味的调侃笔调描写身体可笑可悲的处境,以揭露"文革"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戒律压抑摧残人性的"罪恶",是两位作家共同的旨趣。其次,文章通过"文革"特殊的呈现方式,分析两位作家经由荒诞的身体经历进入"文革"政治的特殊途径。支撑"文革"政治的是其历史理性即阶级理性。余华和东西并不属于没有历史的失忆一代。在切己的身体经验中回忆"文革"政治如何渗入、控制身体,这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反思"文革"。在阶级理性和道德戒律的支配下,运用政治化的身体修辞,性基本上被社会化或阶级化了,性关系基本上被革命友谊或阶级情义所取代。这无疑有其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最后,文章通过对"五四"以来启蒙叙事传统的清理,对两部作品中启蒙因素的概括,分析了两位作家与这一传统的精神联系。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启蒙思潮,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然而,他们的先锋或叛逆姿态遮蔽了这种精神联系。他们重视艺术而不反启蒙,并未抛弃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对人的认识,后现代的消解意义的文学游戏与他们无关。

重审当代文学

本文认为,当代文学已经是一个破裂而无从修补的概念。当代文学原指社会主义文学,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被确认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正是在逐步疏离“五四”文化/文学传统即启蒙叙事传统、逐步强化左翼/延安文学传统即革命叙事传统的过程中生成定型的。而“文革”后的文学所走过的却是一条与1950年代文学逆向的道路。在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今天,在“文革”后的文学分化以后,在人、文俱变,文学写作越来越个人化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失去了在“新时期文学”与此前三十年的文学之间划一个等号的自信和勇气。

“80后”的语文背景

“80后”的另类写作与他们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脱节的。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复杂的语文背景构成:一方面体现了对成人写作的师承,即对鲁迅、钱钟书、博尔赫斯和王小波、王朔等,以及对武侠小说、动漫、“下半身”写作等的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一方面体现了对成人社会规定的大胆反叛,即对中学语文教育乃至整个中学教育体制自觉与激烈的反抗和批判。他们在作品中尽情释放被压抑的个性。

《极花》中的社会生态与胡蝶塑形

读了两遍《极花》,读得很细。在此简要谈谈自己的想法。贾平凹在《极花》的＂后记＂中说：＂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用学术语言表述,他采用的是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接下来是自问：＂她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自问只能自答,《极花》便是自答的结果。

新保守主义泛起的背景

新保守主义泛起的背景昌切新保守主义无疑是９０年代思想文化的主潮。它在８０年代亮相，但因时运不济，被强大的启蒙声浪盖住了，未成大气。未几而时来运转，新保守主义乘机泛起，一举逆转了８０年代的主导思想，大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势。新保守主义阵营由三拨人...

浩然:告别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对于浩然来说,离开他生活的世界无疑是一种最为彻底干净的解脱,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属于他,他只是这个世界多余的一个异物、一个不受欢迎的悲情的角色,多生存一天,便多一天无声的悲叹和绝望。稍稍想想也许就能明白。与王蒙、张贤亮。

曹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范式

范式,西文为Paradigm,又译范型、典范等,是美国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S.Kuhn)理论系统中的一个核心范畴。范式的涵义较复杂,本文仅取其表示整套信仰、价值和技术一义。移用于文艺研究领域,范式或许可被释为研究者所信奉和采用的理论及其方法论模式。

授体 当代文学 受体──教学沉思录

我讲授的是兼含'我性'和'他性'的当代文学。我从多重视角切入当代文学，但不失我的理论立场。我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教书者又是研究者，我以教书者的身份出现在课堂上。我的讲授重心是文学作品。我的做法是详析文学范型，串讲相关作品，揭示文学范型生成和演化的背景和线索。授体与受体在人格上应是平等的，授体应自觉地以受体为中心。不能强制学生随我的教棒转。诱导比强制好。诱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自觉性和主动性，把他们导向课外的大天地，自学，这是我的职责。

中国研究的别一种取径——卜松山的汉学理路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中国研究,是一种从西方这个"自我"出发,以中国这个"他者"为镜子,为认识、提升"自我"而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看取中国之"异"的文化研究。他的研究思路与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顾彬如出一辙,而与美国学者用西方概念或学术术语对中国作同质化处理的中国研究大异其趣。卜松山不仅提倡与中国进行平等的跨文化对话,而且身体力行,把这个原则贯彻到他对中国的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