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已取得不少实绩,尤其在党争、科举、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上,有较大突破。要使研究深入,应结合宋史观以比较唐宋文化,认识由进士文化到士大夫文化的转变。此外,夷夏观的不同,造成了唐宋两代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宋代在主流的士大夫文化之外,尚有多元的文化;而宗族共同体的建立,又使家族文化极为发达,且与地域文化结合成新的文化景观。研究宋代文学不能是单纯的、孤立的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应与思想史、哲学史、制度史作更广泛的结合,应注意文学与学术、艺术的关系,应具有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延伸的学术眼光。

20世纪公安派文论研究

“公安派”是晚明时期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高举“性灵”大旗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 ,他们以“性灵”为核心 ,主张文随世变的发展观 ,强调诗文创作“真、质、趣”的标准 ,提倡文学宜今宜俗之说 ,高度评价小说、戏曲和民歌等通俗文学 。

温庭筠与商业

温庭筠是晚唐商业圈中最醒目的一个文人,商业对他的人生态度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他的终极追求未被从商取代而仍然是入仕,但并不意味着他对商业没有梦想。他在商业问题上的矛盾,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在文人身上形成的一个解不开的结,而这个结则预示着中国封建社会因缺乏发达的商业文化的滋养而不可能产生成熟的资本主义。

当代流行歌词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承续与超越

如同E．R．库尔提乌斯所言，“过去的文学总是活跃在现在的文学之中”，①在中国当代流行歌词中，我们不难看到同为歌词的中国古典诗词的“身影”。近年来，已有人对这种“身影”表示了关注，如马树春的《流行歌词辞格的均衡美及其文化阐释》、宋秋敏的《试论当代流行歌词向唐宋词的诗意回归》、潘一禾的《流行歌词谁主沉浮》等文，分别从修辞、意境等方面探讨了当代流行歌词对古典诗词的艺术继承问题。但是，至今尚无人探讨当代流行歌词演绎古典诗词的模式，

楚辞“山鬼”形象探源

楚辞“山鬼”原型研究可谓众说纷纭,但均无法以《九歌·山鬼》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印证。笔者立足文本,从地下发掘资料与楚辞时代广泛的文化背景着眼,认为“山鬼”形象既非源于地祇鬼怪,也非源于具体传说人物,而是泛化的楚人女性先祖,其原型应为“三苗”原始部落女性首领,在楚秦争战的屈原时代始得跻身于《九歌》鬼神之列。

白居易与文学商业化

白居易的文名与作品被商业化利用,既是中唐商业发达、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的结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政治生涯、思想构成以及才情禀性紧密相关。他主动卖文,标志着中国文人在文学商业化进程中开始了主体觉醒,为后世文人生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雅”“俗”互济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商业化提供了艺术典范,同时也代表了中唐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从文学对商业的反映看唐代岭南文化

从唐代文学反映岭南商业的总体状况来看,岭南文化在唐代有了飞跃式发展,但具体情况又是复杂的。就物质层面看,其商业文化前锋在全国已达到了最高水准,但其落后之处又处于最低水准;就精神层面看,尽管包括文学在内的观念文化一直处于中原观念文化的附庸地位,但相对于原生的奴隶制观念文化而言,其成就还是可喜的。

柳宗元与唐代岭南文化

柳宗元因贬谪南方而与岭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他以激进政治家的姿态,部分地吸收了岭南禅文化,并对岭南商业文化表示了排斥;另一方面,他在岭南推广儒家文化,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对岭南落后的民俗文化进行了改造,为唐代岭南文化品味的整体提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他的言行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也不免有负面影响,但他运用独到的思想与方法重建岭南文化,至今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 ,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 ,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 ;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 ,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 ;而当时的商业观念 ,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苏轼贬谪生涯与岭南养生文化

苏轼贬谪岭南后,在跟该地的养生文化接触过程中,开始自觉地利用、建设与传播岭南养生文化。本文将立足于苏轼与岭南养生文化的关系,来剖析苏轼在贬谪生涯中最本真的生命形态,以及他对岭南乃至整个北宋的养生文化发展的贡献。

柳宗元与唐代岭南商业文化

柳宗元因贬谪南方而与岭南商业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他以激进政治家的姿态,坚决铲除岭南固有的奴隶制商业文化,并间接地为强化建设岭南新型商业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局限于中原传统的农本文化观念,对岭南传统商业文化一概否定,显示了一定的文化偏见,但他以儒家仁爱思想与佛教好善主静等思想纠正岭南传统商业文化,也具有不可抹杀的文化批判价值。他重建岭南商业文化的独到的思想与方法,至今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文学视野下的唐代岭南商业文化

在文学视野下,唐代岭南商业文化一方面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在市场形式、流通手段、对外贸易及其管理方面,都攀上了封建商业文化的高峰;另一方面,唐代岭南商业文化还遗留着奴隶制商业文化残痕,并因中原儒家文化的介入,在整个岭南文化中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

宋元商业性演出与说唱文学体式的演进

宋元时代纯粹商业性的演出,即使说唱文学疏离唐五代惯用的弘扬佛教文化的主题,又促进了说唱文学种类与体式的演进。不仅传统的话本小说吸收了唐代变文、讲经文等说唱文学乃至传奇小说的体式特点,形成了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等各具商业妙用的新式说唱文学结构;全新的说唱文学诸宫调,其宏大的体制创设、巧妙的关目处理、说少唱多的布局,以及"曲调"中入声字消失而多用衬字,也都与商业演出利益的驱动分不开。

论窦娥的个性心理与悲剧命运

历来《窦娥冤》的研究者们都关心窦娥冤死的社会原因，很少探究窦娥的个人原因。事实上，社会原因只是社会公众生活的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像窦娥这样冤死于元代社会的毕竟只是个别现象，不会是元代社会公众的共同命运。因此，研究窦娥自身因素，对于探索窦娥冤死之悲剧来说，具有更为切实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笔者认为，窦娥个性刚烈单纯，

柳宗元与唐代岭南文化

柳宗元因贬谪南方而与岭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他以激进政治家的姿态,部分地吸收了岭南禅文化,并对岭南商业文化表示了排斥;另一方面,他在岭南推广儒家文化,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对岭南落后的民俗文化进行了改造,为唐代岭南文化品味的整体提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他的言行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也不免有负面影响,但他运用独到的思想与方法重建岭南文化,至今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论《三国演义》的商人形象塑造

《三国演义》对商人形象的塑造是十分独特的。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偏重于对商人进行道德谴责的认知模式,完全正面地肯定了商人的品德;打破了传统文学以个别商人为中心的结构模式,塑造出以刘备集团为核心的商人群像;打破了传统文学就商言商的叙事模式,将商人安排为历史演变大舞台上的主角,展现了商人在政治军事活动中的内在品格及其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作用。这些反常的做法,既体现了历史演义尊重史实与历史规律的体制性要求,又显示出作家非凡的历史理解力与艺术表现力。就其原动力而言,则这一切又都是作家源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之主体意识的强势介入与渗透的结果。

北宋词人王安中与苏轼

王安中年轻时曾师从苏轼,在词学上颇得苏轼濡染,但因他在徽宗朝得势而为后世文人所误解,导致他的词学成就多被漠视。实际上,王安中在徽宗朝不仅一直偏向元祐党人,还在"讳言苏学"的党禁高压下坚持学苏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其词作既在多方面规模苏词,又有独到的风格,可与秦观、黄庭坚、晁补之比肩,堪称北宋末年词坛上的苏门殿军。

论柳文商人形象塑造

柳宗元运用不同视角与多种笔法塑造了一组神态各异的商人形象。这组商人形象在中唐散文中的出现,不仅明示着柳文对史传文学手段的继承与突破,深隐着中国文化对商人注重道德评判的传统意识,承载着柳宗元对政治与士风进行干预的一贯精神,也构成了对当时新乐府诗歌创作的呼应,实现了新式散文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的高度统一。

苏轼贬谪生涯与北宋岭南文化

在贬谪岭南六年多的时间里,苏轼仍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岭南的佛道文化、旅游文化、饮食卫生文化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加以吸收、改造、传播或建设,既在逆境中调节了自己的身心,也传承了先贤的文化精神,成为北宋时期贬谪岭南造福岭南最著名的文化巨人。

论李贺诗的艳丽风格与色彩表现

李贺艳丽诗风的丰富内涵 ,是靠敷施色彩的多样化手段来表现的。他泼洒繁富的色彩形成了艳的诗风 ,又运用多种手段调制清冷的色调造就了其诗的冷艳 ,还通过将色彩性灵化以及叠映不同色彩的方法创造了奇艳的诗风。总之 ,李贺诗以艳夺人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