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发展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利益平衡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公民个人信息表现方式日益复杂,传播途径逐步增多,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也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公民的安全感和社会稳定。大数据时代需要公民个人信息具有公开性、传播便利性,这势必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形成挑战。应当遵循统筹兼顾略有侧重的基本原则,既要考虑公民个人信息的人身权属性,同时兼顾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合理配置纳入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全面考虑大数据时代犯罪手段的特征和不同利益主体在公民个人信息利用中的作用,才能处理好大数据发展对数据需求和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

帮信罪情节严重兜底条款的适用限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兜底条款的适用,存在“口袋化”和“僵尸化”两种倾向。原则上,当出现被帮助对象造成被害人数额特别巨大的经济损失、行为人受过刑事处罚再实施等情形时,可适用;对多次帮信,原则上不适用。对兜底条款的适用,必须坚持同质解释规则,确保待评价情节与示例项情节之间具有质的相同、量的相当,把握法益侵害的实质要求,坚持刑法谦抑原则,不能将兜底条款的适用作为实践常态,要限制帮信罪犯罪圈无限扩张。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收款行为司法认定难点及破解

司法实践对电信网络诈骗帮助收款行为存在罪名定性交织、罪量要素含混、罪数处断纠缠、退赔责任模糊等分歧,主要源自对共犯主观明知的界定、诈骗既遂标准的确立、疑似诈骗资金的认定、退赔责任性质和比例的确定等难点。结合立法精神和刑法理论,构成诈骗共犯主观故意不应限于事前通谋,还应包括明知,并综合推定;“失控说”应作为诈骗罪既遂标准;疑似诈骗资金认定要适度运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并尽可能“排除合理怀疑”;运用“包括的一罪”理论解决罪数问题;并区分罪名定性,确定帮助收款者是否承担退赔责任及承担的退赔份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