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史”书写研究——以“连续性”问题为中心

民国是一个"断裂"的时代,如何缝补这种古今中西之间的"断裂"而成立"连续"是当时知识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中一批知识分子尝试通过"中国佛教史"的书写来建构"连续性"。他们先通过对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历史重构成立中华民族与世界的连续,又在书写过程中转化话语方式成立宗教与学术的连续,最后通过对中国佛教史脉络的重建与内容的扩展成立超越与现实的连续。在这一系的"连续性"建构中,佛教通过"中国佛教史"的书写由传统走向现代,完成了"断裂"中的传承,同时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典型范例。

從“文化”觀念看近代中國的佛教文化研究特質

中國的佛教文化研究肇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它的興起與西方現代“文化”概念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學、教二界人士整體性文化觀念的形成緊密相關。但是,學、教二界對“文化”内涵的偏重并不相同,這就導致了他們文化觀念及佛教文化研究特質的差异。在東西文化碰撞與對話的特殊時代背景下,學界人士主要持一種民族性文化觀念進行佛教文化研究。他們的佛教文化研究,具有鮮明的文化比較視野,以中國文化爲本位,突出佛教“中國化”問題。在學術與信仰的立場糾纏中,教界人士主要持一種教化性文化觀念進行佛教文化研究。他們的佛教文化研究,對教理與教史有明確區分,内容集中在佛教的世間法層面,尤其重視佛教藝術,并以普及佛教文化知識爲目標。對於近代中國的學界人士來説,佛教文化研究在完整他們文化知識的同時,也提供了异質文化交融的成功經驗作爲近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參考。對於近代中國的教界人士來説,佛教文化研究雖是一種應化施設,但確實有助於佛教在近代中國的普通民衆心中樹立嶄新的形象,同時促進中國佛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對於我們當代的佛教文化研究來説,回到近代中國來看學、教二界的佛教文化研究特質,能够提醒我們在研究中應該兼顧佛教的宗教和文化兩個維度,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知识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佛学转型——以“科学”观念为中心

在"科学"观念下,近代中国佛学的知识意义得以彰显,并在知识领域、知识体系、知识性质上发生了转变,呈现出新的面貌。在以佛学回应科学的同时,近代中国佛学逐渐走向公共空间,实现了知识领域的变迁;在以科学洗礼佛学之后,近代中国佛学完成了学术化、学科化建构,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变。随着近代中国佛学的学术化、学科化,佛学知识的性质引起了教内外的争论,教内人士坚持信仰的先验性,教外人士则与之相反,由此形成了教界与学界佛学的分殊。而"科学"观念对近代中国佛学产生影响的过程也证明了,一种新观念要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系统,不仅需要通过思想层面的融通来实现,更需要通过知识与制度层面的融通来实现。

论周叔迦的中国佛教通史书写——以《中国佛教史》《中国佛学史》为例

民国时期,周叔迦先生将“佛教史”与“佛学史”分而治之,撰写了《中国佛教史》和《中国佛学史》两部通史。通过新的历史分类方式,他的《中国佛教史》建立了一个中国佛教文化史的知识秩序,《中国佛学史》建立了一个佛典中国化的知识秩序;通过新的历史分期方式,他摆脱了政治史的叙述框架,成立了中国佛教、佛学独立发展的历史脉络。基于传统学术背景和居士身份立场,他强调政治和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佛学发展中的核心位置,偏重于通过历史描述与史料罗列来呈现中国佛教文化的整体面貌。他的两部通史,体现了晚清民国时期佛教史观的多元化与佛教史书写的多样化,在近现代佛教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