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史从建构、解构到重构的反思

文学史需要历史哲学和历史观念的支撑。现存的三种历史时间观,循环的历史时间观不可用,进化的历史时间观遭遇困境,构时的历史时间观又因无理论之嫌而不能令人满意。跳出历史哲学的怪圈,不再从宏观的角度写大文学史——国家的文学史、民族的文学史,而从微观角度写小文学史,从具体个人的生命体验,从个人生存与命运的角度撰写文学史,或许是重写文学史工作中一个可以开拓的方向。

着眼于文艺学生态建设的文艺学批评实践——读郑惠生先生《文艺学批评实践》有感

着眼于文艺学及其生态的批评,与传统的文艺批评当然是很不一样的:传统的文艺批评对象——作家、作品、思潮等,感性而单一;着眼于文艺学学科巡视或生态建设的批评——对象为整个文艺学学科的诸方面、诸问题,即文艺批评的批评,文艺批评的条件、环境、队伍素质与培养等等,则繁复得多。

恋爱与革命——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最大的事件,恋爱婚姻是个人私人领域能自主决定的最重要的事件。在20世纪这百年时间里,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与恋爱先后呈现出合一、磨合、革命规范恋爱、革命禁锢恋爱、恋爱与革命相剥离以及革命消失后恋爱呈现出的身体性情形。革命与恋爱关系的变化,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轨迹,映射出百年来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

论严歌苓雌性写作中的生态学叙事

长期以来,男性都是理性的象征,是强者、赢者,也是启蒙者、拯救者;女性则是感性的代表,是弱者、输者,也是被启蒙者,被拯救者。严歌苓雌性写作中的生态学叙事,展现的却是感性拯救理性,弱者改造强者,女人拯救男人,拯救者被拯救,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也是在汉语文学史上第一次肯定、弘扬了女性(雌性)柔弱、感性的特质,这是严歌苓小说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她对汉语文学史的贡献。

论严歌苓雌性写作中的人类学叙事——兼论《扶桑》误读“扶桑”的缘由

《扶桑》体现了严歌苓雌性写作中人类学叙事,它不仅为作者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也为扶桑赢得了神一般的身位。严歌苓将扶桑写成文明之前、文化之前、概念之前的存在,并将动物的"自然"混同于人的"自由",将人的奴性、本能强说成母性、神性。诚然,同情弱者与被侮辱者,是文明社会的标识,也是时代的潮流,但如果不把"人"立将起来,如《扶桑》般渲染在被强暴中的享受与自由,则与纵恶无异。《扶桑》中的问题,源于作者对张志扬先生著作的误读。

鲁迅思想内在冲突的生成与转换

为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鲁迅强调改造国民性，强调立“人”和珍重当下个体生命的价值；而这强调的结果使得他不得不面临黑暗和虚无的深渊，他的思想不由陷入深深的矛盾和冲突之中。然而有着惊人清醒的鲁迅在“真”的导引下，终于完成了其思想的转换，迈向了更为坚实的抗战和抗争。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论海子的死

在一个意义与价值衰败的黑暗的时代,海子以太阳之子和诗歌王子的抱负,决心用史诗再造意义和价值,重新构建一条新的文明之路。然而再造的空前热情与重构的举步维艰之间的撕扯,最终驱使海子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小文学史——文学史撰写的新视野

易崇辉撰文《中国新文学史从建构、解构到重构的反思》指出，文学史需要历史哲学和历史观念的支撑。现存的三种历史时间观，循环的历史时间观不可用，进化的历史时间观遭遇困境，构时的历史时间观又因无理论之嫌而不能令人满意。总观当下中国林林总总的新文学史著作，几乎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政治的视角、民族的视角、文化的视角来写的大文学史，即国家的文学史，民族的文学史。

2010年世界华文文学信息

亚洲泰国第12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举行由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主办的第12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10月16日在曼谷明开幕,为期三天。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