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效应

优化资源配置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目标,基于市场价格、竞争与风险机制的市场化视角,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为基础,构建“数字经济—市场化—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全国地级市样本数据,在测算城市数字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指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实证发现: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资源配置扭曲,这一结论在考虑指数测度误差、内生性问题以及外生政策冲击等因素后依然成立;市场化是数字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扭曲的优化效应存在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且在优化效应的结构差异上存在“资本—产品—劳动力”的递进逻辑;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改善城市间产品和资本配置扭曲相互强化的内生交互循环,但也可能因城市间的“虹吸效应”导致劳动力配置在空间上产生“新扭曲”现象。

“两业融合”下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企业绩效——基于价值链分工视角的分析

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两业”融合发展既“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又“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理论的视角,本文运用2002-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关系型生产性服务契合于小规模制造企业的需求能力,结构型生产性服务更合适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而中型企业利润遭受了“双重挤压”。机制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有两种渠道,关系型生产性服务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为制造企业降低成本,结构型生产性服务为企业创造差别化而提高其产品附加值。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够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从而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推动政府主导平台搭建与大型企业向智慧服务转型是实现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经。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塑造城市网络——基于社会分工的视角

本文在社会分工视角下从技术和组织两个层面考察了数字经济塑造城市网络的理论机制,并匹配2011—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城市网络中心性,这一结论在考虑指数测度误差、内生性问题以及外生政策冲击等因素后依然成立;相较于吸引外部投资,数字经济增强城市对外部城市进行投资的效果更甚。机制检验表明,深化社会分工是数字经济加强城市网络经济关联的重要路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紧密协作和多中心空间形态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的边际效应。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网络不仅要重视平台分工网络构建,更要加快推进政务互联互通与网络型城市群建设。

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为缓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阐述了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从资源配置理论的视角,在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框架下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产业融合效应、资源匹配效应和技术乘数效应纠正传统农业资源配置扭曲从而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运用2011—2019年全国216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数字红利”,且优化产品、资本与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核心路径;农业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城市间内生交互与邻近城市“数字红利”外溢实现区域协调;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在地形坡度较小的城市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为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探寻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世界市场的探索及其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以“人民至上”为根本出发点,历史、辩证地分析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主导性及其对落后国家发展的作用,把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世界市场发展的落脚点,形成党的世界市场理论:世界市场是落后国家配置产品和要素的重要平台,是增进分工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中国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要主动应对规则、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摆脱世界市场的失衡积累逻辑,有效保障国家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新时代要以党的理论为指导,促进世界市场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互动,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