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语言描写艺术

白先勇小说的语言艺术是他整个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在艺术上业已达到很高造诣的一个重要标志。探讨白先勇小说的语言艺术,对于我们学习他的艺术经验,认识他的独特贡献,都是有益的。一白先勇小说语言的基本体式,是在经过选择提炼的口语、比较规范的普通话的基础上,把我国古典文学中富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学语言和外国文学语言的有益养料,揉合进去,溶为一体,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笔和文体。自先勇小说语言体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从口语中精心选择提炼,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创造了一种明白晓畅、色彩鲜明的文学语言。

读何其芳的一封未刊书简

几年前,我开始对何其芳的作品进行系统研究,并着手编选《何其芳研究专集》,得到了沙汀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沙汀同志不但为我审阅文稿、订正史实,而且把他珍藏多年的何其芳给他的书信原件,特地托人带交给我。笔者征得沙汀同志的同意,现将何其芳致沙汀的一封未刊书信公开披露,以飨读者。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者参考,现将与书信有关的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和评介。

《戏剧运动的出路》:新发现的何其芳佚文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发表了一篇社论:《戏剧运动的出路——戏剧节献辞》。据笔者考证,这篇社论系出自何其芳的手笔,是过去未经发现的何其芳的一篇佚文。现将笔者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陈述于后。 (一)从何其芳在重庆《新华日报》主管的工作,推断《戏剧运动的出路》这篇社论系何其芳执笔写作。 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何其芳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重庆《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负责撰写思想、文化方面的社论。这一情况。

关于新发现的何其芳佚诗五首

去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同志,来成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他趁便捎来了牟决鸣同志的口信,嘱托我们查阅一下三十年代初在成都出版的《社会日报》,据说该报曾发表过何其芳的诗歌。不久,笔者从牟决鸣同志的来信中得知,提供在《社会日报》上可能有何其芳的佚诗这一情况的,是成都一位名叫宋大鲁的老人;

《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尹在勤同志撰写的《何其芳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何其芳生平和作品的专著。这部专著鲜明地展示了何其芳生活道路和文学生涯的一个相当清晰的轮廓,如实地评价了何其芳的文学成就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这部专著在史实方面也是引人瞩目的,作者提供了何其芳生平活动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

1938年:何其芳在成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何其芳于1937年8月从北京回到家乡万县。1937年9月,他应聘到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任教。在完成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以后,他于1938年2月初,离开万县来到成都。他的主要考虑是成都有较好的条件,较大的活动空间,也有一些熟悉的朋友,可以为宣传抗日,推动抗日文学的开展,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香港文学历史分期论纲

研究香港文学历史分期的意义和标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学,无论是发展轨迹的追寻、还是总体成就的评估都有必要对它的历史分期作科学的划分和准确的定位。这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学进行历史考察和整体观照的一个重要方面。香港文学历史分期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香港文学史的编撰。近十年来,香港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起步,香港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为香港文学的历史分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条件;而香港文学历史分期的研究。

郭沫若《洪波曲》的几处史实误记

郭沫若的回忆录《洪波曲》,写的他在抗战初期一个阶段的亲身经历。《洪波曲》不仅是郭沫若抗战初期个人斗争生活的真实记录,而且也是抗战初期抗日救亡运动的可贵的历史资料。《洪波曲》是郭沫若一九四八年寓居香港期间写成的,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翻阅和核对有关资料极为不便,因此,写作时就不得不主要是靠个人回忆。在《洪波曲·后记》中,郭沫若特地说明了这种“资料缺乏”的情形。他说:“

郭沫若四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活动纪略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从重庆来到离别了八年半的上海。他在这里又生活和战斗了一年半,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离开上海去香港。在这一年多的日子里,郭沫若投身于蓬勃发展的和平民主运动,积极地参加文艺界的一些重要活动。

刘以鬯小说的创新特色

刘以鬯是香港文坛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著名作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陆续创作了一批具有创新特色和富于探索精神的小说。比如,五十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天堂与地狱》,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酒徒》,七十年代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寺内》和长篇小说《陶瓷》。八十年代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一九九七》和《春雨》等作品。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执着的艺术追求,他努力追踪小说观念的新发展,不断拓展小说艺术的新领域,潜心探求小说创作的新风格,大胆尝试小说形式的新技巧,鲜明地显示了精湛的小说艺术和可贵的创新精神。

文友情谊——《刘以鬯传》中的一章

刘以鬯与柯灵 1981年12月28日,在香港九龙金巴利道诺士佛台的台标前,一位老人与一位大约五十岁的人合摄了—张照片。照片中面带微笑的这两位合影者,一位是大陆著名作家柯灵,他已年逾古稀。

略谈梁凤仪财经小说对香港商界的描写

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对香港商界的描写所取得的实绩,对于香港文学创作、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都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着重反映了香港过渡时期的经济活动,商场竞争,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善了香港文学创作对香港商界和商界女强人描写较少这一薄弱方面。 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是国际贸易、世界金融的中心之一。

略谈郭沫若对李劼人小说的评价

一部“小说的近代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鲁迅写了一篇《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象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这篇序文写出之后仅仅四个月,李劼人就在他的小说创怍中,部分地实现了鲁迅提出的在文学作品中反映我国近代“大事件”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武汉活动纪略——沫若自传《洪波曲》补遗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初期,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至十月二十四日,在武汉生活和战斗了九个多月。他的回忆录《洪波曲》就是记述抗战初期他在武汉的这段生活经历和战斗历程的。由于《洪波曲》写的是亲身经历的事情,它确实如郭沫若所说,可以看成抗战初期的一种“历史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洪波曲》是郭沫若一九四八年寓居香港时写的,由于当时资料缺乏等条件的限制,曾给写作带来了相当的困难。这种情形,郭沫若在《洪波曲·后纪》中,曾有所说明。他说:

指路的明灯 锐利的武器——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深刻总结了我国历代诗歌创作的丰富经验,精辟阐述了诗歌创作以及各种文艺样式的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正确指明了新诗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毛主席的这一重要信件,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指路明灯,是批判“四人邦”反动谬论的锐利武器。

试论鲁迅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

鲁迅的文艺思想,是高度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遗产重要的丰富的宝藏。鲁迅的文艺思想,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斗争实践过程中,在与各种反动和错误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鲁迅的文艺思想,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具体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尖锐复杂的文艺思想斗争的战斗经验的结晶。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深入研究,继承与发扬鲁迅的文艺理论遗产,不断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对任何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展开坚决的斗争,大力发展和繁荣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

刘以鬯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文学活动

从上海到重庆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的文学活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开始的。他的处女作《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发表在1936年5月出版的朱血花(旭华)编的《人生画报》第二卷第六期。这一短篇小说,署的是他的原名刘同绎,有华君武的三幅插图。这以后,他还出版了诗集《沙粒与羽片》、散文集《七里岙的风雨》等作品。1941年7月,刘以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同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成了“孤岛”,他不愿意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于是,在19441年12月底,他只身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刘以鬯离开上海以后,取道江浙交界的偏僻地区,辗转迂回地奔向重庆。在抵达龙泉以后,他拿了父亲的信去见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徐圣禅。徐圣婵又介绍另一位徐先生与他相识,原来这位徐先生就是作家徐NFDA2的父亲,也要到内地去,徐圣禅要他与徐老先生同乘一辆运载木炭的货车,以便在路上可以互相照应。徐老先生对康德有研究,也懂得一点医道,在前往赣县途中,刘以鬯背部生疮,还是徐老先生为他敷药治好的刘以鬯:《忆徐NFDA2》,《短绠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第55页。。1942年春,刘以鬯经过长途跋涉、越岭过江的艰苦历程,终于顺利地从沦陷区到了山城重庆。刘以鬯初到重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寄居在一位姓陈的亲戚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