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最优控制策略

排污权交易制度可使厂商为自身的利益提高治污的积极性,使污染总量控制目标真正得以实现。在文献[8]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基于排污权交易的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模型,并运用最优控制理论和方法研究了在不同情况下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的最优控制策略问题;此外,对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了数据模拟。

排污权交易、技术不确定性条件下厂商治污技术投资期权博弈

在排污权交易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必须对是否及何时进行治污技术投资进行决策。运用实物期权理论,建立了排污权交易、技术不确定性条件下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策略模型,并给出了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的最佳时机及价值函数。

排污权交易条件下的跨界污染控制微分博弈分析

引入排污权交易,建立了2个相邻地区关于跨界污染控制的微分博弈模型。运用最优控制理论与方法考察这2个地区在不合作和合作两种情况下的最优污染物排放路径,此外,设计了一种激励合作的福利分配机制,在该分配机制下,选择合作的地区在任意时点所得的福利净现值高于不合作时的福利净现值。

太湖流域排污权交易制度框架设计

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水环境管理体制是造成太湖流域水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水环境的治理应该以流域为单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构建覆盖整个流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本文从法规政策、监测技术、市场潜力和试点经验等方面分析了太湖流域实施排污权交易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由排污权交易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组成的流域排污权交易制度。

流域排污权交易的监管体系设计

本文从宽泛的监管角度出发,构建包括法律监管、行政监管、自律监管和媒体监督在内的流域排污权交易监管体系,分析流域排污权交易的法律监管、行政监管、自律监管、媒体监管的特征、功能、局限性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并探讨了流域排污权交易中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

湘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的实施路径及制度框架设计

实施排污权交易是环境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在湘江流域实施排污权交易具有很强的必要性,而且已经具备了国内外经验、政府政策、市场潜力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其具体实施路径包括政策制定和管理机构设置、排污计量及监控体系的完善、排污权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构建等。

排污权价格不确定性对厂商污染治理投资决策影响的实物期权分析

运用实物期权理论与方法,建立了排污权交易价格不确定条件下厂商污染治理投资的决策模型。研究表明,在不允许和允许排污权跨期间交易时,与净现值法得到的结论相比,排污权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都会使厂商污染治理投资延迟。如果不考虑排污权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净现值法得出的结论是,允许排污权跨期间交易条件下厂商污染治理投资的临界值大于不允许排污权跨期间交易条件下的临界值。此外,当排污权价格大于厂商的边际价值时,允许排污权跨期间交易条件下厂商污染治理投资的临界值也大于不允许排污权跨期间交易条件下的临界值。

基于信息外溢的寡头垄断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动态博弈

从厂商污染治理技术创新信息外溢的视角,以创新信息的外溢度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以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作为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的动力,并应用两阶段动态博弈方法,分析了寡头垄断厂商在不合作和合作进行污染治理的技术创新情况下的最优创新投入以及最优产出和最大利润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厂商的最优污染治理技术创新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在合作时,厂商的最优治污技术投资更多,而且投资效率更高,产量也更高,同时能获得更多长期利润。

基于社会最优的初始排污权分配方式研究

排污权初始分配是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的起点和基础。由于以厂商的历史绩效(产出和排污量)为依据分配初始排污权具有简单易行等特点,这种分配方式得到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同和支持。运用动态相对绩效机制模型研究发现:在以历史绩效为依据分配排污权时,厂商的最优化行为不是减少排污量,而是增加排污量,在这种机制下不能达到社会最优结果。只有以与厂商的历史绩效不相关的外部因素为依据分配排污权,才能达到社会最优。最后,探讨了可行的且能达到社会最优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的进化路径。

应用型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经济发展使得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而目前高校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其突出的问题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对实践教学认识不到位、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不强、对实践教学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加强对实践教学的认识,采取多种措施优化实践教学环节,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更多的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

应用型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探讨

校外实践教学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当前现有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要求。所以要加强对校外实践教学的认识,增加对校外基地的投入,采取校企"双赢模式"、"订单式"等模式,搞好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机制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机制的考察,发现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存在严重的对城乡资源的双重使用现象;然后,详细分析了这种现象的诸多弊端,并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进行农村土地经营机制改革;最后,在对农村土地产权进行分解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村土地经营机制改革的一些具体措施。

水域污染控制的微分博弈研究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政策。文章运用微分博弈理论建立某水域两个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微分博弈模型,以两个企业的瞬时排污量为控制变量,以共同水域的污染物存量为状态变量,分析了独立决策和联合决策两种模式下的博弈策略。独立决策模式下两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联合决策模式下追求总体利益最大化,运用动态最优化理论和方法,求出两种决策模式下的马尔科夫纳什均衡策略,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企业采取联合决策要比独立决策时能够实现更低的排污量、更低的污染物存量。

信息外溢视角下集群供应链企业创新动态博弈

以信息外溢为视角,比较分析集群供应链企业之间合作创新和不合作创新时的博弈行为。结果表明:当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时,企业的最优产量比不进行合作创新时的最优产量要高、创新的投入更多,而且效率更高;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时的短期利润比不进行合作创新且创新信息完全溢出时要低,但进行合作创新时企业长期竞争力更强,其长期利润因而更大。

建国以来的农地制度效率比较: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

农业经济增长与所实行的农地制度密切相关。建国以来,中国相继实行了"土地农民所有"、"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种农地制度。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表明,"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农地制度是无效率的制度,而其余两种制度是有效率的,但是它们各有其优缺点。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的选择,应当不动摇地继续实行下去,同时还要对其进行不断完善。

解决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机制探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抓住一个关键问题是迅速提高农民收入,扼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及至逐渐消除这一差距。文章对农民整体进行了分类考察发现农业农民收入增长慢是制约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农民收入问题的解决也主要取决于农业农民收入的迅速增长。通过对收入增长机制进行分析,发现要根本解决我国农民收入问题就必须改革传统的农民收入增长机制,采用新的增长机制。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结构的选择

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也决定着一国某一特定产业的竞争地位。最优的市场结构应当最能激发技术创新。运用市场结构与创新关系的各种理论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分析发现: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存在的市场结构最能激发技术创新。中国应当大力培养有一定垄断地位的高新技术大企业,同时,要消除制度性、行政性企业进出障碍,形成真正的可竞争性高新技术市场。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结构的战略选择——基于技术创新角度的分析

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最能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理论界尚未取得共识。因为每个产业部门各有其自身的特性,市场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问题也应当就不同产业进行具体分析。根据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有关理论、结合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分析发现,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的存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努力培养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是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选择。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迅速,但地区之间的发展速度并不是一致的,其中东部地区明显快于其它地区。运用中国28个省市1978-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工业化进程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工业化进程对全国和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各地区应当根据其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和发展路径制订适合自身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日本农地制度改革对中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启示

日本通过以农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农业改革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文章着重对日本的农地制度改革进行了考察,并根据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农地制度创新的首要任务是改革现有的农地产权结构,建立稳定、清晰、完整的农地产权制度;同时,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农地的经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