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福利立法的理论基础

儿童福利的存在价值和存在基础是制定儿童福利法的理论基础。儿童福利立法的基本理念应该着眼于儿童福利需求的满足,从儿童权利保护的视角加以理解,这样国家对儿童福利的供给与规制才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儿童福利可以从国家责任、儿童需要和儿童权利三方面寻求理论支持,其价值主要在于安全、平等与发展。

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与启发

台湾地区、日本同属于东亚文化圈,我们可以从分析台湾地区与日本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中对我国大陆的相关情况得到启发。我国台湾地区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是:儿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原则和重视儿童权益保护,以家庭服务为核心,强化初级预防等。而日本的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则在于:有一个职责明确的儿童福利行政组织,福利理念是以儿童自立为指向,重视儿童休闲娱乐等。由此得到启示:将来我国在制订儿童福利法时,应设立儿童委员会,建立职责明确的福利行政组织体系,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基本原则,强化国家责任,注重保护儿童游戏娱乐的权利。

我国儿童福利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制定儿童福利法已成共识,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制定。儿童与家庭应为一个整体的服务系统,儿童福利的对象包括儿童和家庭。养育孩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家庭、政府、社会都应履行其相应的责任,家庭承担日常照顾的主要责任,国家应负创设环境的主导性责任,社会承担积极支持的参与性责任。儿童福利法律制度规定的儿童福利服务应包括教育性服务、保健性工作、福利性措施和保护性处置。

韩国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特色

韩国《儿童福利法》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制定的十多部社会保障法律之一,它历经50年,经过了"补缺型"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普惠型"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确立、完善共四个时期,目前已形成为健全完善的儿童福利法律体系。韩国儿童福利法律制度以"稳固家庭基盘"为儿童福利基本政策,以"自立为导向"为儿童福利理念,以"全面发展"为儿童福利终极目标,并明确划分国家、社会、家庭的儿童福利责任。

韩国《儿童福利法》的基本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儿童福利系统基本建成并在《儿童福利法》中明确规定,该系统以保障儿童福利使儿童能够健康出生和快乐安全成长为目的,以儿童及其保护者、家庭为福利对象,由国家、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保护性服务和支持服务(包括综合支持、自立支持、寄养家庭支持),建立了规划计划、监测评估、审议、协调、培训为一体的系统化儿童福利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将来我国制定《儿童福利法》应规范规划计划制度、监测评估制度、合作协调制度、信息收集与研究制度、培训制度以及扶持与优惠制度。

印度儿童保护综合项目探讨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9年,印度妇女和儿童发展部推出了由中央政府发起的综合项目——儿童保护综合项目,该项目合并了现有的三个有关儿童保护的计划,大幅提升了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人员培训和财政资助,并引入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儿童保护综合项目有助于中央政府/邦政府建立一个有效的儿童保护系统。在儿童保护方面,我国与印度同样存在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执行不力、资源贫乏、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印度经验成立妇女儿童部和推行儿童保护项目。

韩国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特色与启示

韩国自2003年第一个"儿童安全年"以来,在预防和反对学校暴力、预防性交易和远离有害环境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行政计划,建立了以儿童福利法为基本法律的一个层次多样、完备健全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儿童保护机构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儿童保护网络;采取建立预防儿童虐待和忽视综合体系、提供全面的儿童虐待受害者的支持服务、提高父母亲职能力、建设有利于儿童成长的社会环境等儿童保护措施。韩国儿童保护制度对我国健全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和建立职责明确、协调一致的儿童保护工作体系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于高职院校设置儿童福利专业的思考

儿童福利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专业知识和素养、了解关于儿童发展的国家政策和关联科学、具备评估儿童需求并提供儿童教育与照顾服务的技术和能力的专业人才。目前,我国各种儿童问题的解决、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急需高等院校开设儿童福利专业培养儿童福利专业人才。民政类高职院校开设儿童福利专业具有先天优势,但要获得国家法律的保障、优化师资力量以及解决急需人才与就业困难两难处境。

论我国《儿童福利法》的定位

我国儿童福利事业正处于"补缺型"福利向"普惠型"福利转变的阶段,现行儿童福利法律规范存在立法理念落后、立法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立法层级低、法律体系单一并缺乏系统性、多为原则性规定等问题,需制定《儿童福利法》以应对各种儿童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儿童福利法》可以作为与修改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并列的儿童福利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属于社会法、人权法、实体法,以"确保困境儿童接受必要的援助与照顾,确保全体儿童在安全的环境中快乐、健康地成长"为目的,以"培育儿童福利理念、为构建儿童福利法律体系提供基础、构建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促进儿童福利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为职能。

我国税收立宪的初步设想

随着我国税收国家的到来,税收立宪已是必然的选择,从我国税收宪政发展的前景来看,税收立宪的首选事项是税收法定原则,其次应在宪法总纲中规定公平正义是税收的基础,再次,待时机成熟时,应在宪法中规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税收立法权的划分。

税收的宪法学解读

本文从宪法学层面解读税收,认为税收是权利的保护费,是使用公共产品支付的对价,税收是私有财产权和国有财政权之契合点。

我国税收立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已进入租税国家时代,税收立宪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逻辑结果,也是适应WTO规则的需要,而且从我国历史上的宪法性文件关于税收的规定、西方国家税收宪政理论和税收宪政实践来看,进行税收立宪也是可行的。

税收与宪政的关系

在宪法层面,税收是一个关于国家和人民之间在财产权利方面的问题。国家直接从公民私有财产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国家财政的税收具有强制性,不得不加以宪法约束,近代资产阶级的宪政实践也是直接从税收立宪开始的。税收是宪政的经济动因,税收奠定了宪政的物质基础,而宪法为税收提供了合法依据,税收立法必须以宪法为指导,遵循宪法的人民主权精神。

芬兰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与变革

芬兰建立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与其建立高福利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期间的儿童保护的制度化,经70年代的快速发展,于80年代建立普惠、社会民主型的儿童福利体系,90年代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后,芬兰逐渐发展起了完善的独立于家庭政策、教育政策和卫生政策的儿童政策,建立起了可操作的、尊重儿童意见、高度合作的儿童福利工作程序规则。

宪政视角下的公共财政的法律特征

公共财政不仅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经济收支活动,而且是宪法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张力。从宪政视角考察其法律特征,民主性是公共财政的逻辑起点,法治性是其形式要求,公共性是其终极价值。

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完善——以长沙市为视角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指为规范行政执法活动,明确行政执法主体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责任和义务,并对不履行或违法履行行政执法责任的行为进行行政追究的法律制度。湖南省在90年代初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长沙市在制度建设及实行方面走在全省前列,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这项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兄弟省市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应根据“责任政府理论”、“平衡理论”、“行政职责本位论”,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

农民平等权的宪政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解决不平等对待农民的问题,不平等对待农民主要不是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而是法律内容上的不平等。有关农民不平等的规定有碍农民权利的实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与法治精神、宪政原则相悖。要从宪政角度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务之急是对现有有关农民权利的不平等规定进行清理,然后重新构建农民平等权法律保护体系,并逐渐建立宪政审查制度。

日本《儿童福利法》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日本《儿童福利法》作为日本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基石,支撑和推进日本儿童福利政策的有效实施,最初是根据《宪法》第25条生存权的理念制定的。目前日本的《儿童福利法》共有八章。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儿童福利法》的立法理念也应该赋予时代的意义,体现为生存权、平等权与适度发展权。并以现有的法律和法规为基础,将我国的《儿童福利法》定位为综合性基本法,主要内容至少要涉及儿童福利法基本制度、儿童福利服务项目、儿童福利工作体系、儿童福利经费和法律责任等。

再论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兼论知识产权私有的正当性

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使劳动成为形成财产权的核心和基础。当代许多法律和哲学评论家认为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不但给有形财产权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解释,而且也完美地解释了知识产权的合理性。但是,他们虽强调了知识产权比不动产更容易满足洛克的拨归私有的限制性条件,但他们完全忽视了拨归私有的假设前提。笔者认为,即使拨归私有的限制性的基本条件很容易满足,也不足以证明个人单独拥有知识产品的正当性,因为这与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的假设相违背。

颈部血管超声诊断急性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病变的准确率分析

探究颈部血管超声(CUS)诊断急性脑梗死(ACI)患者颈动脉病变的准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2019.1~2022.7在柳州市中医医院及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治疗的68例ACI患者的病历资料,了解CUS对ACI患者颈动脉硬化斑块与颈动脉狭窄的诊断价值。结果 在这68例患者中,CUS检查共检出53例(77.94%)颈动脉硬化者,斑块数量共计102个;而颈动脉CT血管造影(CTA)检查共检出55例(80.88%)颈动脉硬化者,斑块数量共计114个;两种检查方法对颈动脉斑块数量的检出率对比无差异,P>0.05。在所检查的204条颈动脉中,CUS共检出156条(76.47%)存在狭窄情况,CTA共检出163条(79.90%)存在狭窄情况;CUS诊断颈动脉轻度、中度、重度狭窄及闭塞的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83.82%、87.75%、90.20%、97.55%),(73.17%、74.58%、64.44%、83.33%),(86.50%、93.10%、97.48%、98.82%)。结论 CUS诊断ACI患者颈动脉硬化与狭窄等病变的准确率较高,诊断效能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