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类射线装置审批权限下放及管理可行性研究——以广西为例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为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简政放权改革,推动辐射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服务广西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西拟将Ⅱ类射线装置核技术利用项目的审批权限下放至各设区市。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广西各设区市审批、监管能力,确定该项目审批权限下放的可行性。

移动高风险源实时监控系统的应用探讨

移动高风险源实时监控系统实现了对移动高风险放射源的远程监控,对提高放射源风险管控水平、降低辐射事故发生概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已有7 a,但在实际应用中发现系统并未满足移动高风险源的管理需求,系统虽已普及但应用效果欠佳,通过对系统的设计理念和应用现状进行分析,从系统设计、企业、辐射工作人员多角度分析问题,查找深层次原因,结合移动高风险源辐射安全管控面临的难点和风险点,针对性提出进一步优化移动高风险源实时监控系统的建议。

广西某铅锌矿区废水汇集洼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与评价

对某铅锌矿废水汇集的岩溶洼地土壤重金属镉、铜、铅、锌、铬、砷和汞的含量进行调查分析,运用单项污染指数与综合污染指数相结合的方法对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和采用Hakanson潜在生态指数法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该区块土壤受到重金属镉、锌、汞、铅的严重污染,其污染指数均大于1,尤其是镉污染指数高达88.4,其后依次为锌和汞,铅最小；剖面上,A、B、C层,即0～30 cm、30～60 cm和60～90 cm土壤,均已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而且污染程度A层＞B层＞C层,其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为67.0、11.9和8.8,各自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分别为2 921.0、543.4、421.2,对应的潜在生态风险程度分别为极强、强、强.由此可见,该岩溶洼地土壤不仅镉、锌、汞、铅污染严重,而且其生态风险也很大,但土壤中基本没有受铜、铬、砷污染.在该洼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物没有清除前,建议禁止种植食用农产品,而改为种植非食用型经济作物.

离子交换纤维深度处理铅锌矿重金属废水试验研究

采用强酸阳离子交换纤维处理铅锌矿含Fe、Zn、Cd、Pb等重金属废水,考察了不同预处理方法和流速下的处理效果。结果表明,经过NaOH、Ca(OH)2(石灰乳)预处理,废水中铁的去除率达99.9%以上,但是采用Ca(OH)2时,引入了大量的Ca、Mg离子,较采用NaOH预处理方法的离子交换纤维单位处理水量降低33%;经离子交换纤维柱处理后,出水中Cd、Zn含量均可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流速的适度增大对处理效果影响不明显。

某核电站辐射环境影响及对策研究

核电站在运行期间产生液态流出物、气载流出物、放射性固体废物,涉及的裂变或活化的放射性核素种类多,对周边环境影响程度不可忽视。为此,某核电站配套建设核岛排气和疏水系统(RPE)、硼回收系统(TEP)、废液处理系统(TEU)、废液排放系统(TER)、废气处理系统(TEG)、固体废物处理系统(TES),合理运用富集、贮存、衰变、减容、浓缩、固化、监测等措施,确保核电站正常运转和周边环境安全。

广西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库区环境γ辐射监测与分析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核技术在各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广西城市放射性废物库主要用于暂存广西全区核技术利用单位产生的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固体废物,为了解废物库运行后周围环境辐射水平状况,对广西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库区环境γ辐射监测,分析2013-2018年的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的监测结果,结果表明,广西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库区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处于广西天然本底水平范围内,对周围环境和公众未造成影响。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产业园区生态控制线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法、影子工程法、替代成本法等生态服务价值计算方法,对广西钦州市某沿海产业园区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生态服务价值分析,构建多目标规划模型,形成3个基本生态控制线方案情景,从生态服务价值评估角度研究分析园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比选最优方案,从而划定园区的基本生态控制线。研究结果表明,正效应土地类型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由高到低依次为红树林、水体、生态绿地、公共绿地,其中红树林面积对园区生态服务价值影响最大,各情景生态服务总价值由高到低依次为情景2、情景3、情景1。情景2可提升园区生态服务价值4513.67万元,调出建设用地仅0.57%,可实现在对产业园区发展影响最小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保证其生态服务价值的目标。基于情景2划分产业园区基本生态控制线为一级管制区和二级管制区。研究评价了产业园区生态效益,也划分了产业园区生态空间格局,可为产业园区开展生态管控提供理论借鉴。

广西核应急管理现状及对策思考

文章分析了广西核应急管理的基本情况,广西核应急组织体系、预案体系基本建立,核应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核应急演习演练常态化举行。但整体来看,全国核应急法规标准体系尚未健全,全国核应急一盘棋尚未形成,亟须在核应急“一案三制”建设和核应急实战演练等方面不断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