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真史说”偏见的形成与终结

“中国无真史说”是西方的一个偏见,主要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它是西方人在中国相关知识不足的背景下,以西方传统历史观和思维方式理解中国历史的产物。西方传统历史观的主流,是以特殊性、变化性作为历史的属性,而将一般性、稳定性排斥于历史认知的范围之外。16、17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并以充满活力的面貌迈入近代,中国社会则进入一个相当长的缓慢发展阶段。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状态给当时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影响下,这种印象扩大为对立的两个极端,而中国历史的零星片段知识为西方人将中国描述为与其自身有别的“他者”形象提供了依据。19世纪在西方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以历史感见长的西方学者心目中,中国作为“没有真历史的国家”的形象最终定型。“中国无真史说”根源于西方的文化偏见,本质则是欧洲中心主义。只有从中华文明内在的发展逻辑入手,深刻揭示和阐释中国历史的独特道路、丰富内涵以及鲜明特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掌握讲好中国故事的主动权,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

“大一统”含义流变的历史阐释

“大一统”的本义与引申义虽有联系但内涵不同,前者是指“尊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后者则是指“大规模(或大范围)的统一”。在公羊学经典中,“大一统”与“通三统”是儒家“三统说”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辩证统一、互为补充。秦汉时期,由于“三统说”不能合理解释东周以来的历史发展,也不能适应政治体制变化的现实需要,同时在逻辑上方枘圆凿、迂曲难通,因此被更具解释力的“五德终始说”取代。儒家公羊学意义上的“大一统”理论随之流于纸面、沉寂千余年,成为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空洞理想。元代尤其是晚清以来,在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大一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国家统一悠久传统和历史依据的标识性概念。每一种历史认知都是理解者处境与文本处境之间视域交融的结果,它既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也不可能毫无可取之处。“大一统”的引申义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义层面的错误”,而是与本义一样具有其合理性。

“亲亲”与“尊贤”:前国家时代的政治遗产

前国家时代的部落首领和管理人员通过氏族内部民主推选方式产生,基于"血缘"的亲族关系与基于"地缘"的个人才能是这一过程中考虑的两项基本因素。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如果地缘因素得到优先发展,人类政体就会走上古典希腊、罗马式的国家发展道路,"尊贤"(民主选举)就成为擢举政治人才的主要途径;相反地,如果血缘因素得到倚重,人类政体就会走向古代中国式的国家发展道路,"亲亲"(家族统治)就成为擢举政治人才的首要方式。先秦时期偏重"亲亲"而兼顾"尊贤"的传统,是中国前国家时代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

《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质疑——兼论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

孔子所修《春秋》是作者借以“道义”的政治学著作 ,而非历史学著作 ,汉魏以前史无异辞。在今文经学衰微的背景下 ,晋初杜预率先提出《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受该观点影响 ,后世学者多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 ,不仅造成许多观念上的混乱 ,同时也对历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认为 ,无论就作者的主观动机或论著的客观效果而言 ,《春秋》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

先秦乱伦禁忌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共变关系

先秦时期的家庭组织在功能、类型、社会地位方面与乱伦禁忌之间存在稳定的共变关系。当家庭功能复杂、社会地位较高时,乱伦禁忌的强度较大;当家庭功能简单化、社会地位降低时,乱伦禁忌的强度会随之减弱;乱伦禁忌的范围和对象也随着家庭类型的改变而变化。这种共变性在其他社会历史条件下一再得以证实,它表明家庭组织与乱伦禁忌之间存在稳定而普遍的因果联系。

文明“早熟”与中国古代亲属称谓的泛化

中国古代的亲属称谓不仅标识特定的血缘与姻亲关系,同时以多种途径泛化并用于政治及社会领域。泛化的亲属称谓加强了非亲属成员或组织之间的联系,同时在非亲属成员或组织之间构建了等差有序的责权规范和行为准则。泛化的亲属称谓,旨在凭借血缘组织的力量强化政治控制和社会交往,体现了古人以“循名责实”的方式推进政治、社会关系“血缘化”的尝试和结果。在不同文明或民族中,亲属称谓泛化现象的程度和面貌不尽相同,这与血缘组织在该文明或民族在国家产生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与血缘组织在国家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高低相关。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独特方式所导致的文明“早熟”,决定了亲属称谓泛化现象在国家时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浅论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不是以往人类活动的总和,也不能被理解为史料本身,而是历史学家根据研究目标和学科观念从历史素材中择取的结果。正确理解历史事实不仅使史学研究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有助于历史学家提高研究效率、实现研究目标。为了切实有效地寻找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科学的历史学应该汲取社会学、文化学的成功经验,将社会性、一般性作为理解历史事实的重要标准。

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

实验的本质并非人为设计某种程序,而是创造或发现一种有助于观察研究对象内部诸因素间关系的环境。近代科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表明,包括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一种经验研究要走上科学之路,就必须建立一套以实验或观察为主的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变量繁多、不可重复的特点,但历史学家仍有可能通过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比较完成"实验"过程,从而得出某些一般性认识。借鉴社会学、文化学的成功经验,构建和发展实验史学,或者说是将实验思维引入实证研究,是提高新世纪史学科学化程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拒斥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科学化

16世纪以来科学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在内的经验研究要走上科学之路,就必须在认识论方面做出改进。研究者需要通过拒斥形而上学的方式,完成实证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切割。作为一门以人类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要完成认识论的这一飞跃难度更大,但总体而言仍然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系统总结科学发展史上的一般经验,在19世纪以来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拒斥和清理史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新世纪的历史学才能更加逼近科学。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性质研究

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 2 0世纪初期 ,“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性质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 ,“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 ,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研究对整个 2 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 ,也制约了此间经学史。

试论“共变法”及其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价值

共变法是近代科学归纳法的重要成就和基本类型之一,它先后经由培根、密尔以及涂尔干等人创立和发展而成。共变法有助于研究者通过考察某些现象同时存在、同时变化的状况,检验并确立诸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以期最终发现影响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则。作为唯一一种可用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归纳法,共变法对于当代史学的科学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将史前中国解释为巫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对历史上各种来源多样、性质复杂的传说不加辨析和区分 ,而是一无例外地视为著名巫师及其巫术的证据 ,这是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中一种显著的错误倾向。作为西方古典人类学单线进化理论的产物 ,这些解释不仅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实主义特质 ,与历史的实际大相径庭 ,同时也造成对大量古史材料的误读 。

禹步巫术与禹的神化

禹步是战国术士之流创造的具有颇强规范性的模拟巫术。禹步巫术产生于当时大规模的历史人物神话化运动中的大禹崇拜思潮，坚持从史料出发，抛弃一味疑古的先人之见，同时充分估计文化各要素嬗变，重构的复杂是正确认识禹步来源问题的关键所在。

老子长寿神话的文化学分析

秦汉以来,"长寿"的老子形象给众多学者和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东汉之后的道教神谱当中,老子更由一个"善摄生者"一跃而成为养生术的鼻祖、仙丹的炼制者——太上老君。老子长寿神话的产生和嬗变与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化的运行机制之间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一方面,"重现实、黜玄想"的文化特质使得早期道家哲学具有直观性、实用性的色彩和追求实用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神话化运动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及其哲学的神秘化、庸俗化提供了契机。

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与近代学术史上的《春秋》性质研究

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孔子的《春秋》不是历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蕴涵作者丰富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此说虽发自一位今文经学家,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破除了千余年来众多学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受非学术因素严重影响,《春秋》性质研究长期处于误区的近代学术史上,皮锡瑞的这一观点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新时期先秦史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先秦史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新时期先秦史跨学科研究的成就是主要的:在多学科材料、理论、方法等因素的推动下,先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史料观念不断更新、史料范围不断扩大;受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论的影响,以归纳法为主的诸多科学研究方法也在先秦史研究中得到更多运用。与此同时,新时期的先秦史跨学科研究中尚存在一定程度的教条化现象,有关理论建设和创新也亟待加强。

先秦孝道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关系——“共变法”用于史学研究的尝试

通过共变法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家庭组织在功能、类型、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孝道之间存在稳定的共变关系。孝道的范围和对象随着家庭类型的改变而变化。当家庭结构复杂、功能强大、社会地位较高时,孝道的强度较大;当家庭结构简单、功能弱小、社会地位降低时,孝道的强度会随之减弱。这种共变性表明家庭组织与孝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

乘蹻巫术探源——兼论巫术与神话的关系

乘（?）是流行于魏晋道教徒之中的一种飞行巫术。本文认为,该巫术并非史前巫术的遗留,相反,它乃是秦汉间好事者以战国黄帝乘龙飞升神话作为原型,并综合历史上众多神话要素而成的文化现象。神话演变为巫术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条通例,这一规则对于正确解释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众多巫术现象的本质及其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东周时期的道德虚伪与周礼的名实分离

东周时期,随着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衰落,社会上逐渐兴起一股道德虚伪的风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道德虚伪主要表现为人们关于传统道德,如仁义、孝道、诚信的外在表现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离和反差。该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所固有的结构特征有直接关系,它是周礼名实分离影响下传统道德衰落的必然结果。

对20世纪古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受传统史学观和方法论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多以具体史实的叙述为主要目的,忽视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在方法论上,研究者多过分依赖文字考据和文献考证,而缺乏科学的比较研究。传统史学观和方法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当前史学研究深入展开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立科学的文化史学观,探索有效的比较研究方法是解决该问题的一条有益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