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背景下财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财务领域应用的日益深入,传统财务会计工作面临诸多挑战,这也对高等院校的财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带来一系列冲击。本文结合“大智移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背景,深入探讨现阶段高校财会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从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模式与方法、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完善高校财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灾难风险、习惯形成和含高阶矩的资产定价模型

通过引入习惯形成因素,推导出包含灾难风险与习惯形成的高阶矩资产定价模型.数值模拟结果显示:1)该模型能够在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更灵活的赋值区间内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和股权溢价之谜;2)习惯形成因素的引入可以很好地解决基于高阶矩的灾难风险模型对于灾难风险参数选择过于敏感的问题;3)习惯形成显著改善了资产价格高阶矩近似的效果,削弱了高阶矩信息(四阶矩以上)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最后,考察了该模型在中国金融市场中的适用性,研究发现,灾难风险定价模型同样能够解释我国的股权溢价特征,且习惯形成因素也能够提升模型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解释力.

家庭消费行为变迁、经济波动与居民消费率——基于Bayes估计的DSGE模型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理论框架下，结合转型期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引入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习惯形成等居民消费特征，采用贝叶斯（Bayes）估计方法分析1978—2012年间信贷约束与消费习惯形成特征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模型能够分别解释实际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波动的94．1％、84．5％、50．7％和74．5％；同时探讨家庭消费行为变迁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收入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居民消费率均有刺激作用，但长期内两者对消费率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即收入冲击的正向作用有明显的持续性，而偏好冲击使居民消费率更加萎缩；同时，习惯形成特征有效平滑了居民消费，有效减弱了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率和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外汇储备风险测度探究:基于SEM模型的视角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日益频繁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外汇储备的冲击明显增强,探究外汇储备的风险测度,对于政府部门乃至整个国家来讲,都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选取外汇储备的三个主要风险及其影响因素,来构建外汇储备风险测度体系。首先运用经验分析、逻辑分析选取部分影响指标后,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指标,确保指标选取的真实性、全面性、特色性。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外汇储备风险测度的结构方程模型(SEM),并运用模型因果路径图的路径系数,确定观测变量对各自所属的潜变量因子重要程度,进而探讨影响外汇储备风险测度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改善外汇储备风险测度的建议,使其更好地推动外汇储备风险测度体系的构建。

巨灾风险、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视角

从巨灾风险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包含税收政策因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考察不同类型税收政策机制下巨灾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仅包含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政策情形对巨灾冲击的抑制作用明显优于消费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的情形,且三类税收政策在巨灾经济体中的表现均优于无政府税收的情形。(2)从税收组合来看,包含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税收组合对巨灾冲击的缓冲作用优于不包含企业所得税的情形。(3)企业所得税在巨灾经济体中的敏感性强于其他税种,其正向波动不利于政府部门对巨灾事件负面影响的控制。而消费所得税的作用机制恰恰相反,其正向冲击将有利于缓解巨灾事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劳动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正向冲击对巨灾经济体也构成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其影响程度弱于企业所得税。

收入冲击、偏好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DSGE方法的数值分析

文章基于包含消费习惯与借贷约束的RBC模型,尝试将收入冲击与偏好冲击纳入到该模型中,并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方法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研究发现:(1)模型能够解释实际产出、消费、投资与资本波动的92.6%、77.8%、84.5%、87.6%。(2)收入冲击与偏好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投资、就业和资本的影响均有明显的持续性,而对消费的影响均表现为短期性。(3)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较小,而对就业有较大影响;消费偏好冲击对两者的影响与收入冲击恰恰相反。

基于DSGE模型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动态效应研究——从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居民消费结构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区分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研究消费品价格、消费偏好以及消费税等外生变量对我国家庭消费结构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第一,耐用品与非耐用品价格上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引起耐用品消费快速下降及非耐用品消费显著上升,而后者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较弱;第二,耐用品消费偏好上升使得耐用品消费快速上升,非耐用品消费下降,但其对两者的影响周期较短,而非耐用品消费偏好对两者的影响周期较长;第三,耐用品消费税对家庭总消费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而非耐用品消费税的负面影响较小;第四,从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来看,消费品价格与消费偏好在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方面对消费率的作用存在互逆性,消费税提升显著降低居民消费率。

信贷约束、习惯形成对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研究

通过引入不确定性、信贷约束及习惯形成等居民消费特征,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下,采用贝叶斯(Bayes)估计方法分析家庭消费特征的转变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技术和收入冲击下信贷约束存在临界值,当信贷约束强度大于临界值时,减弱信贷约束会提高居民消费率;当信贷约束小于临界值时,继续放松信贷约束并不能够提高居民消费率,反而有可能降低消费率。同时,习惯形成特征有效平滑了居民消费,削弱了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灾难风险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基于宏观经济的视角

自1950-1960年代以来,灾难风险理论的相关研究开始兴起,研究对象从最初的单一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逐渐过渡为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和线性模型,进而通过数值模拟预测灾难性事件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次贷危机以来,该理论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灾难性事件,而是重点考察代表性个体对历史已发生灾难性事件的心理预期(灾难性预期),这种预期因素在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中对投资者及厂商的心理波动产生显著影响。该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灾难性事件与宏观经济、灾难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及灾难性预期与资本市场三个维度探讨灾难风险理论在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最近研究进展,以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用的参考。

新凯恩斯经济视角下巨灾风险的经济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

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通过构建包含巨灾风险因素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巨灾事件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并分析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巨灾事件在不同政策机制下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存在较大差异,货币政策在提升宏观经济的整体防御能力方面显著优于财政政策和无政策因素两种情形,特别是在稳定就业方面;(2)价格粘性因素短期内能够有效缓解巨灾事件对产出、消费及就业的冲击,一定程度上降低巨灾情境下的市场利率水平,而中长期内价格粘性因素对宏观经济复苏周期的影响不显著;(3)适度的价格粘性使得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刺激企业的投资及产出规模,提升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持续时间,但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基于灰色关联方法的收入、年龄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相关性分析

立足于居民收入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两个视角,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不同层次收入群体及年龄结构差异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期消费整体偏低,中年期消费倾向于居住支出方面,青少年期消费与教育支出存在较大关联;从区域来看,高收入地区老年期人口消费不足,中、低收入地区的经济环境制约中年期人口的消费水平;从居民收入差异来看,整体上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倾向于基础生活保障方面,中、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更多体现在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及教育娱乐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消费产品上。总体上,缩减居民收入差距及提高老年期人口消费比重是改善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

巨灾情境下石油价格冲击的宏观经济动态效应研究——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石油价格因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将石油消费分别引入家庭部门与厂商部门,研究石油价格、消费偏好及生产技术等外生变量对我国宏观经济及石油类消费品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1)石油价格下降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效应;巨灾情境下的石油价格暴跌,其对宏观经济的负面作用极大。(2)石油价格下降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家庭与厂商的石油消费量,对家庭非石油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小,中长期内对三者的影响均不显著;石油价格暴跌对石油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家庭非石油消费表现为负效应。(3)生产技术改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同时提升家庭与厂商的总消费水平;巨灾情境下生产技术的大幅下降导致宏观经济的下滑速率较石油价格暴跌相对平缓,且使得石油总消费量也出现相对匀速的下降。(4)短期内石油消费受到石油价格的影响较大,而中长期内生产技术决定了石油消费的总体规模。

巨灾情境下价格粘性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将巨灾风险因素引入新凯恩斯经济体,在对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的基础上,探讨价格粘性因素在巨灾经济体中的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粘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巨灾事件对企业产出及家庭消费的冲击,且能够在中长期内缩短宏观经济的复苏周期,同时该因素降低了巨灾事件所引致的通货膨胀压力;该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技术冲击对产出、消费的影响,并显著缩短了生产技术在企业中的作用时间,同时在降低社会通胀压力及利率水平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该因素大幅削弱了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胀和利率水平的影响,而对企业产出、消费及就业的反应非常微弱。

巨灾情境下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研究——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数值分析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DSGE),从罕见灾难的角度出发,分析政府投资结构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发展产生的潜在风险。研究表明,政府投资性支出过度无论在单一财政支出形式还是复合型财政支出形式下对灾难经济体均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其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剧了我国经济的风险,而服务性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形式在灾难经济体中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通过区分TFP灾难、资本灾难和双重灾难三种情形,分别探讨不同灾难类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双重灾难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冲击远大于TFP灾难和资本灾难对经济的影响;TFP灾难与资本灾难各有侧重,TFP灾难对企业产出、居民消费及私人投资的冲击最小,资本灾难对就业的影响最弱。

政府水污染防治对重点流域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2017年间我国中部六省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对相关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该《办法》实施后对中部六省重污染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表现出较好的持续性;通过对中部六省三大产业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仅在包含重污染企业的第二产业内显著存在,而对第一产业内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同时对第三产业内的企业投资不存在显著影响;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排除预期效应和测量误差后,其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抑制作用的直接效应和持续效应依旧存在,说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人工智能运用对就业结构调适的最新研究进展

在新科技革命进程中,智能化运用的逐渐深入对宏观经济及居民就业的影响日益显现,这主要体现在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替代效应以及对新岗位的创造效应方面。该现象进一步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并有效缓解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危机,同时带来我国就业结构的新变化。要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培养相关技能人才;鼓励支持相关平台企业,开拓就业渠道,削弱智能化运用对就业需求的替代效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升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弥补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积极推动智能化产业链的协调发展,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居民低消费率问题影响因素述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并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文章首先描述了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特征,然后主要从人口结构、城镇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三个角度系统梳理了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长期萎靡不振的影响因素,最后,本文针对低消费问题的成因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并进一步指出未来该领域可能的研究方向。

智能化投资、人口聚集与地区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构建了智能化投资、人口聚集以及地区生产率的理论框架,研究智能化投资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人口聚集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一是智能化投资可以带动地区生产率的增长,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二是人口聚集在智能化投资与地区生产率之间起到调节效应,即人口聚集程度越高,智能化投资对地区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强。

能源使用效率、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基于包含碳排放的DSGE模型数值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能源使用效率的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环保技术、能源价格以及政府治污支出等措施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环保技术、能源价格及政府治污支出虽对经济有轻微负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能源消费、降低碳排放量,进而长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生产技术虽能使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但同时会恶化环境质量;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够提高环保技术、能源价格及政府治污支出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效果,但同时也增强了其对经济的负效应。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转型日益深入、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运用作为我国产业变革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及经济增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四家国内典型制造业企业为例,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劳动力就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积极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高效率输出提高了企业效益。本文揭示了人工智能运用促进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善的一种典型作用机理,凸显了该技术对于带动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