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是解决当前数字平台封禁行为的重要方式,既能维持现有符合市场特征的市场结构,又能将数字平台内部的网络效应外部化,允许市场竞争者公平共享网络效应产生的效率。通过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恢复市场的有效竞争,避免用户、数据等价值要素聚集于少数数字平台。不论是作为反垄断事前监管措施,还是作为反垄断事后救济措施,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都有较好的适用基础和空间。结合我国目前肯定性调整方法规定不足的现实情况,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可能适用的情形也比较清晰,主要是针对数字平台既有反竞争性的互操作安排。实施时应当明确以基线标准作为实施的限度,严格秉持依法、审慎、积极和协同的理念。以公平原则、比例原则为义务设计的基本原则,对互操作义务的范围、标准以及监管等各方面内容予以科学设定。

加强政务数据开放及授权运营的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

政务数据开放的价值目标定位于在公平竞争条件下保障市场主体能够合理利用公共数据,目标实现离不开公平利用的制度生态。目前,全国各地纷纷开展政务数据开放的立法探索,其中产生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一是受制于地方立法权限,地方立法与统一数据市场建设存在一定冲突,需要总结地方立法经验,将之转化为全国性法律规范。二是政务数据具有公共属性,原则上应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向社会主体开放利用,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惠之于民,且有必要通过各种激励措施保障不同能力的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利用公共数据。三是政务数据的公平利用有赖于竞争法逻辑下公平的实现,对于地方有关授权运营的制度安排,要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防止授权运营异化为数据资源地方保护和垄断经营。

《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的含义及其界定

相关市场是反垄断法中的基本概念,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对特定行为进行竞争分析的基础。相关市场包括相关产品市场、相关地域市场、相关时间市场。另外,在分析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市场行为的竞争效果时,还应该考虑相关技术市场。同时,还论述了界定相关产品市场、相关地域市场、相关时间市场和相关技术市场的方法,并分析我国银行、房地产、电力等行业反垄断执法中有关的市场界定问题。

试析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兼论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

美国、欧共体反垄断法的竞争规则不适用农业领域特定行为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在于农业生产者的弱势地位和生产风险的防范,目的是追求效率和实现正义。即使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豁免也仍然存在其合理性。而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的实施,则需要明确界定农产品和农业经济组织的概念,同时必须对农业豁免采取一定的限制,建立农业豁免的监督机制和撤销机制。

我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结构模式探析

我国资本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一板、二板和三板市场的多层次格局,但与资本市场要求的"纵向分层、横向多体"的设计目标相距甚远。通过分析单层次、单主体的资本市场结构不完善、垄断严重、缺乏竞争、上市品种分割及运行模式僵化等多重弊端,当务之急是构建以两个主板市场,三个二板市场,七个三板市场和多个四板市场为中心的多层次、多主体竞争经营的资本市场,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原则性禁止转售价格维持的立法正确性及其实施改进

转售价格维持竞争效果认定的模棱两可给依反垄断法对其的恰当处置带来了挑战。美国的Leegin案确立的转售价格维持之合理原则的正当性是有限度的,图景误置暗藏着消解我国反垄断法制统一性的危机。我国《反垄断法》原则性禁止排除、限制竞争的转售价格维持绝不是立法错误,对其适用的难点在于分析方法构造。立足本土,我国需要对有关转售价格维持"原则禁止+例外豁免"的规范意义及其分析方法形成自觉理解和自主选择。对转售价格维持采取可抗辩的违法推定的分析方法具备适合性,但其依据不是"原则禁止+例外豁免"下的逻辑推导。为了避免可抗辩的违法推定陷入本身违法的陷阱,应着力构建转售价格维持的抗辩体系和抗辩清单,以此保障抗辩实质化。对转售价格维持执法案件的事后评估有助于执法政策优化和分析方法改进。

技术标准化过程中的利益平衡——兼论新经济下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互动

技术标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有关技术标准的法律关系中却出现了传统法律调整路径无法解决的矛盾。在新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技术标准化过程中的利益平衡,必须重新审视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的互补式互动关系,应当基于知识产权"有限保护原则"和反垄断法的"关键设施原则"实现新型的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嵌入式互动,以此构建解决标准化过程中利益失衡问题的法律规则。

反垄断法中的准司法制度构造

反垄断法中的准司法制度目前已经成为外国反垄断实施机制的主流模式,它是一个国家的反垄断主管机关通过类似法庭审理和裁决的方式处理涉嫌垄断案件的活动。反垄断准司法制度在制度发轫的理论逻辑、制度产生的外在需求以及制度发展的内在禀赋三个方面体现了它是一种将行政和司法两大要素之特质完美融合的统一体。在对国外制度的比较研究中,笔者发现,委员会制的机关模式、类法庭式的审理方式和准司法化的裁决性质是反垄断准司法制度的在运行机制中的共通之处。对我国而言,把反垄断委员会改造成为一个独立、权威、统一的反垄断准司法机关,并辅之以相关的制度要件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

“数据池”共享行为的竞争风险及反垄断法分析

“数据池”是数据共享的重要表现形式,对提高经济效率、鼓励创新、增进消费者福利、促进竞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大规模数据的集合也将为市场竞争带来挑战和不确定性。经营者可能会通过“数据池”进行敏感数据信息的交换,促进卡特尔共谋的达成和实施,将数据优势限定在少数成员手中造成数据封锁,从而限制、排除相关市场上的竞争。“数据池”共享行为可能产生的竞争隐患多来自垄断协议。考虑到“数据池”的复杂性,在评估“数据池”共享行为的竞争效果时,应在一般垄断协议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数据池”成员间竞争关系、“数据池”共享的数据种类、“数据池”约定的分析工具、“数据池”的开放程度以及“数据池”的消费者损害等因素。

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若干问题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我国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从源头上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规范政府行为,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顶层设计。为确保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推进,应当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写入《反垄断法》。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学再分析——兼评《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

一、不同视角下的公司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又译为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现已成为当今公司法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此次我国《公司法》修订突破性地在第五条明确提出了"

原料药“独家经销”模式的垄断责任主体认定

原料药市场的市场特性决定了原料药市场中垄断案件频发,原料药"独家经销"模式存在严重的反竞争性与横纵向关系的复合性,这决定了原料药"独家经销"模式下的垄断问题既是反垄断执法重点,也是反垄断执法难点。执法机构对原料药"独家经销"垄断案件的传统规制模式无法处罚"独家经销"模式这一复合关系中的所有责任主体。因此,可原则上将"独家经销"垄断行为认定为轴辐协议,通过配套规定扩张轴辐协议的责任主体,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责任主体认定标准。上述手段无法实现时,可根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分别认定生产商与经销商的滥用行为,保证"独家经销"垄断责任主体认定的全面性。

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销售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及启示

在国外,体育赛事转播权销售中时常出现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对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销售行为的规制经历了从豁免到规制的历程。在反垄断法视域下,界定体育赛事转播权相关市场,并从横向行为和纵向行为对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销售行为进行反垄断法分析。由此得到启示:中国境内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销售行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应秉持谦抑性理念,扩大适用合理原则,合理界定中国境内的体育赛事转播权销售的相关市场。

私人诉讼与我国反垄断法目标的实现

在法律的实施上,我国传统上看重的是公权力的保障作用,而忽略私人力量的发挥。而实际上,以私人反垄断诉讼为代表的私人执行机制,对于我国未来的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MTS-Bagging神经网络集成的企业财务危机预测

在Bagging分类器集成算法的基础上,利用马田系统实现特征选择,提出MTS-Bagging分类器集成方法,并对4个UCI数据集进行数值分析。将MTS-Bagging神经网络集成方法应用于企业财务危机预测,利用2003—2008年我国33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建立企业危机预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利用MTS-Bagging神经网络集成方法对财务危机的预测精度不仅优于单一分类器,也优于Bagging集成算法。

对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机制和体制的延伸思考

基于我国反垄断法施行5年来的执法现状,本文梳理了反价格垄断执法工作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显著成效和执法经验。为了有助于相关制度的完善,更好地推进反价格垄断执法工作,针对反价格垄断的授权执法、销售额的界定、"交易相对人"的责任承担、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适用原则、价格垄断行为与宽恕制度和承诺制度的关系、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证据支持、反垄断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完善以及反垄断行政执法环境优化等问题,本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个人反垄断义务和责任的制度完善及其实施

责任只有追究到个人,《反垄断法》才能产生更直接的威慑力。本次修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健全个人义务和责任制度。根据个人的不同行为、不同身份,或是涉嫌参与垄断行为,或是需要配合调查,或是履行公职,《反垄断法》规定了相应的个人义务和责任。与修法前相比,法律制度更加科学合理。个人反垄断义务和责任制度的完善,强化了《反垄断法》的威慑力,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更好地实现《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双重身份视角下平台自治与反垄断监管的界限

现如今,依托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的平台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从表象看,平台经济最大化的实现了资源配置,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率,便利了消费者。但是随着大数据分析、定价算法等技术的不断演变,随着平台市场结构的日益集中,平台系统的进一步生态化,竞争所能发挥的作用将会逐渐被一只“数字化的手”所取代,而以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将会逐渐转变为“平台计划经济”。如果我们还一味地沉浸在技术变革的喜悦之中,忽略平台发展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潜在威胁,那么最终财富将会快速地转移到平台手中,消费者将为技术进步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以平台促进经济效率为由放弃监管是错误的做法。监管机构必须认识到,促进经济效率,不能以牺牲竞争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对于日益集中化的平台市场,反垄断法是保护竞争和消费者福利最为直接有效的工具,但在运用的时候必须秉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尤其需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包容审慎并不意味着反垄断执法机构放弃监管,相反要在需要监管的领域加强监管。第二,包容审慎一方面意味着要尊重平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避免盲目干预,损害效率;另一方面意味着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想要介入,必须首先厘清平台自治和政府监管的界限,然后在平台失灵的部分进行合理有效的干预。所以,本文首先深入商业实际,分析平台参与市场竞争的双重身份,明晰平台内部治理的基本手段;其次,在前述基础上探究平台自治与政府监管的界限;最后,明确未来平台反垄断政策的基本方向。

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完善

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基础上,我国《反垄断法》引进了宽恕制度,在该法第46条第2款作出了原则性规定：＂经营者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