冕冠与权力--明成祖赐冠朝鲜太宗的历史图像与视觉性

在明代高度集权的背景下,曾经“君臣通用”的六冕体制淡出历史视野,服冕制度仅属皇帝和诸王。作为“礼”的物质承载者,冕冠在“册封—朝贡”典礼中的视觉表达具体而微地展现了诸历史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朝贡和册封典礼的完成需要包括物料、制度、百工、官员、职贡者以及皇帝本人等在内所有要素的动态参与。整个过程例证了权力在明帝国及其辐射区域中的存在与实践。

从分散研制到集中攻关——铀浓缩乙种分离膜研制组织工作初探

铀浓缩乙种分离膜是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批国产分离膜,在该元件研制过程中,组织方式经过多次变动,管理体系也较为特别。最初多家单位互不通气、分散研究。1961年末,为了尽快研制出合格的成品,各单位互相配合、联合攻关,将研究人员集中到钢铁研究院粉末冶金室。各级党组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形成了冶金工业部党组、钢铁研究总院党组、粉末冶金室党组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同时,随着科研任务的步步推动,研究室逐渐发展了"核心小组"负责制。这一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对乙种分离膜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明的他者 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与奥运会”中的身体量化认知

1904年圣路易斯购地博览会"人类学村"中世界各地原始部族的集中展陈,直观表达了美国人类学家麦基的进化人类学理论。借助单线进化论解释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被清晰地展示在观众面前。整个过程与基于人体测量的"判决性证据"获取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进化人类学的实证支持。这种以鼓吹进化人类学为目的的人体测量,与建基其上的现代体育教育一道,以"文明对野蛮的驯化"为标示,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姿态做出了"科学解释"。

黑尔斯实验的诞生从血管搏动到血压测量

关于人类和动物皮肤下血管搏动现象的感知与理解,历史上的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描述与解释。"sphygmomanometry"(血压计量法)一词的含义及其所指导实践的历史变化,很好地反映了西方医学范式的古今转换。古希腊名医盖伦醉心于用各种形象的文字类比地表达:"灵魂能力"(dunamis)使得心脏和动脉一起"sphygmos"(搏动),而17世纪的医生哈维和一些生理学家则将这种搏动彻底归为心脏节律性地机械性泵血,造成血流作用于血管壁的压力变化。后者作为科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人们进一步摆脱古代自然目的论关于生命现象的解释。随后,用"manometer"(机械计量装置)对特定生命现象进行度量的实践全面铺开。黑尔斯的血压测量实验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为近代医学实践的机械化与量化开辟了道路。

科学与文学之间 鲁迅科学文化观解读

鲁迅幼年时就表现出对博物知识的喜爱,接受过系统新式教育的他有过赴日学医和翻译科幻小说的经历。随着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不断加深,近代科学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充分体现在鲁迅文学转向之初,相继完成的三篇科学史论述当中。以"科学史教篇"为代表的这批早期作品,不仅位于《鲁迅全集》首卷开篇的关键位置,其中所体现出的科学理性气质,更是后世理解鲁迅弃医从文,从科幻小说翻译转向文学创作的一条线索。

分割不可分割的一——雅各布·克莱因论希腊数学中的单元

雅各布·克莱因将胡塞尔晚期的历史现象学充分运用于科学史研究。他发现,希腊人对数的理解浸透着当时人们对存在的领悟。以计数与计算技艺为基础,柏拉图区分出依次奠基的四种数学知识,并将计数单元与数的统一性建立在与可感世界分离的理念间的属种关系中。亚里士多德则以实体理论为基础,激烈地批评了柏拉图的分离理论,将数学对象的存在归于灵魂的抽象,从而淡化了柏拉图对计数单元“不可分割性”的排斥,为一种涉及分数使用的计算科学提供了存在论上的可能性。

“自然数学化”与“新实验运动”

西方科学史编史思路存在着连续论和革命论之争。然而,在不同编史纲领下工作的学者却几乎一致性地从有关数学与实验的当代理解出发,整理解读古代科学文献。这种对概念工具所预设理论前提的忽视,会让研究者将自己的默认理解不自觉地投射到历史研究当中。因此,结合古今不同的形而上学背景,澄清数学与实验具体含义的历史变化,有助于古代科学思想的重新激活。这一激活工作能在更深的层面上推进革命论者的史学工作。

中世纪光学思想史的渐进论编史纲领

同天文学和重量科学的思想史研究一样,关于中世纪光学的编史思路也存在渐进论和革命论之争。渐进论者从古代光学中数学方法的应用角度出发,强调近代光学同中世纪光学之间的连续性。代表人物林德伯格更是将近代早期光学的诞生归因于对中世纪光学数学分析传统的严格继承。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将近代数学物理学的诞生归结为对西方科学传统中"数学应用于自然"主张的坚持与深化。然而在渐进论者以数理科学的演进为纲领将史料编织出明晰线索的同时,却忽略了中世纪光学的自然哲学、认识论及神学背景,从而使得这一原本具有丰富内容的学科变得干瘪和扭曲。

罗吉尔·培根在科学史中的位置

传统科学史研究中,学者易将近代科学中的基本概念(数学、实验等)不加反思地套用于阐释古代科学家思想,并从中发现近代科学的雏形。围绕罗吉尔·培根科学思想进行的百余年研究,就伴随着对上述辉格式进路的批评与调整展开。在先前学者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激活古代科学基本概念的历史语境意义,一个真实的培根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中世纪透视学视角下的科学革命

中世纪光学思想史学者马克·史密斯指出,以光学、视觉为研究对象的中世纪透视学家虽然普遍采用了几何分析方法处理光线的传播问题,但是他们所关心的更多是以视知觉为代表的,关于灵魂认识的"抽象理论"。该理论主张在更为综合的基本概念图示和自然哲学背景中考察"光"或"形式"的传播问题。因此,一场旨在颠覆这个基本概念图示,将自然哲学转变为自然科学的概念变革和方法革命对于近代光学乃至近代科学的诞生是至关重要的。

基督教文化中的种相播殖理论——罗吉尔·培根自然哲学基本原则述要

罗吉尔·培根是西方古代科学文化在中世纪晚期的重要代表,生活在古代科学文化向近代科学文化演化的关键节点上。因此,对其自然哲学基本原则的把握,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代科学探究的核心问题和基本方法,更有助于理解西方科学文化近代形态得以完型所需要的前提条件。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运动、自然概念

理解《物理学》关于运动、自然的定义不仅是领会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把握中世纪晚期自然哲学的肯漿所在。分别以理性或信仰为出发点对二者所做的阐释包含着完全不同的对于自然存在物存在方式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在“现实”中存在的“形式”除了表现为事物的“外观”之外,它还规范、指导着事物的本性,将生成着的、自身维系的事物统一为一个如其所是运动或活动的整体。而唯名论者却将“形式”之上附着的层层意涵逐一剥除,不但否定自然存在物自我生成的权利,而且将其从所属的世界中拔起,服从于僵死的、静止的广延量的处理。然而,在海德格尔工作的启发下,克莱因与Joe Sachs有意识地摆脱拉丁翻译的影响、尝试着开启一条原生性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道路。对于运动与自然的重新理解就是这条道路的起点。

欧洲13世纪“介质中感觉种相”问题溯源

'介质中感觉种相(species sensibiles in medio)'问题是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关于灵魂感觉活动的自然哲学探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澄清可感事物如何作用于感觉器官,以及感觉种相在介质和器官中的存在样态。这两个问题严格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开启的讨论灵魂感觉活动的方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索拉布吉和伯恩耶特围绕亚氏感觉理论所展开的争论,高水准地展示了该问题所包含的复杂性。因此,从亚氏感觉理论的当代哲学讨论出发,历史地追溯'介质中感觉种相'问题的古代、中世纪早期根源是准确理解十三世纪中期思想家关于该问题展开争论的思想史基础。

近代实验科学的中世纪起源——西方炼金术中的技艺概念

亚里士多德在"自然/技艺"间设立的决然区分,阻碍了一种以技艺建构、人工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实验思维的诞生。与之相对,中世纪晚期"微粒炼金术"带来的悄然变革为突破这一思想壁垒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支持。在对抗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正统观念的过程中,微粒炼金术士吸收了古代微粒论思想,依托基督教神学教义,实质性地瓦解了建立在质形论传统之上的自然世界图景,极大地提升了人工技艺的地位。

刘胜利:《身体、空间与科学: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研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不同于一般哲学类研究著作,刘胜利博士的《身体、空间与科学》(下简称《身体》)不仅围绕着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进行了细腻解读和论证性重构,更为特别之处在于,它具有浓厚的科学思想史关切。这位《伽利略研究》的中译者以梅洛-庞蒂关于知觉、身体的现象学研究为出发点,运用发生现象学方法对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基本概念——“客观空间”理论的起源、沉淀和演化进行了细致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