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直婚姻的法社会学研究——基于妇女权益保护的角度

中国社会对同性恋者包容度至今仍然较低,基于生育或掩盖真实性取向的考虑,不少同性恋者尤其是男同性恋者选择同直婚姻,建立一个表面看来正常的异性婚姻家庭。同直婚姻衍生一类弱势社会群体——同妻和同夫,相较同夫和同性恋丈夫,同妻境遇更为悲惨。当下解决同妻问题存在诸多障碍,在我国解决同妻问题可以通过三种路径:观念变革与社会支持、个人预防和自我调适、制度完善与制度保障,其中法制既是同妻权益保护的一个面向,也是同妻问题解决机制运行的制度保障。

超龄劳动关系之“不法”及其法律规制

劳动关系"不法"是指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时的法律后果和效力状态。超龄劳动关系虽不合法,但并未丧失"从属劳动"的实质特征。基于社会法的"扶权"理念,劳动法应当彰显其社会保障的法益功能,正确处理好超龄劳动关系的可受保障性问题。规制劳动关系"不法"的法律思路是:应当汲取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以及事实劳动关系的区分意义;劳动关系应当与社会保障关系"有限脱钩";应采取"用工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用人单位"的逻辑顺序来认识劳动关系的主体;应当对劳动关系进行多层次、不同标准的保护。

夫妻“忠实协议”的裁判规则解释

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夫妻"忠实协议"具有不可回避性,不应在整体上否定其效力。"忠实协议"是否有效,其本质上是个案判断问题,并不具备整体有效的正当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关系的自我修复机制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夫妻"忠实协议"不具备单独可诉性。法院审理夫妻"忠实协议"纠纷,不应当采取合同法的裁判方法,而应当将违反夫妻"忠实协议"的行为视为侵犯另一方期待权的侵权行为。司法裁判应在这种认知视角之下,以利益衡量为中心的裁判思维,遵循"后果主义"的事实出发型司法裁判方法,从而得出既尊重夫妻"忠实协议"效力又兼顾夫妻双方权益的裁判结论。

对雇主“替代责任说”的反思与批判

雇主"替代责任说"是我国民法学界关于雇主侵权责任配置的主流学说,但其所赖以存续的社会关系基础却是简单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并未能契合现代风险社会侵权责任分配需求,亦难以实现劳动者解放、被害人充分保护以及雇主治理激励的雇主责任体制之立法初衷。中国未来的雇主责任机制之完善,一方面应对"替代责任"理论做变通改造以使其贴合简单雇佣关系中雇主责任配置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应引入德国的"组织过错"理论以解决治理结构较为完善的组织体之雇主责任配置问题。

探望权的制度价值探析

探望权的权利创设填补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立法空白,保护了未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亲情权益。探望权的制度价值是双向的,它不仅满足了父母探望未成年子女的需要,而且应当满足成年子女探望老年父母的需要。探望权制度设计的着重点在于,既保障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的精神利益,又保障老年人受赡养的精神权益。

我国妇女权益保护立法创新研究——以广东地方立法为实证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妇女权益保护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妇女权益保护立法体系。但是,由于民族文化差异,无论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与国际上妇女权益保障规约相比仍然存在较大距离。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妇女权益保护地方立法着眼于对国家立法的执行、创新与发展,致力于对国际妇女权益保护立法进程的把握与推进,先行先试并适度创新。及时梳理地方立法,创新并适时上升为国家法律,应当是我国妇女权益保护立法发展之路径。

劳动调解协议之效力有限:制度失范与矫正机制

以劳动争议为主的社会纠纷已成为社会管控、建构和谐的主要障碍。文章认为在劳动争议解决的多元化路径之中,劳动调解是富有实效的第一道防线,而完善劳动调解协议效力设定处于劳动调解制度构建的核心位置。增强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利于发挥劳动调解的效率价值和正义价值。

欺诈性抚养的损害赔偿及其原权利探究

欺诈性抚养的实质涉及受欺诈方权利受到侵害及其法律保护问题,受害人若一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法官应给予支持。损害赔偿不仅包括财产权,还应包括人身权,即人格权中的知情权、亲情权、生育权和身份权中的亲权。

劳动合同撤销制度合理性之质疑

劳动合同是关系型契约之一,其功能在于触发和记载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记载的劳动合意往往不是主体意思表示的全部内容,劳动合意受劳动基准、集体协议的干预。考量对劳动者基本利益的维持,劳动合同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决定劳动合意的用工事实本身。由于欠缺契约精神、劳动合同主体意思表示受到国家干预具有合理性、劳动合同解除制度具有特殊的制度价值和替代功能等原因,引入劳动合同撤销制度不具有合理性。我们应当着重完善劳动合同无效制度,充分发挥劳动合同解除的制度效益。

家庭自治与针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国家干预

基于性别平等考虑,一般都认为妇女是遭受家庭暴力最多的人群,似乎儿童比妇女更少受到家庭暴力侵犯。但据调查,童年时期受暴经历可能是青少年心理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潜在原因,而童年时遭受的身体伤害26%来自父母。针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司空见惯、普遍、合理的存在,我们有必要对家庭自治正当性和针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原因进行思考。司法是家庭暴力受害人保护的最后屏障,而国家进行必要和适度的司法干预是禁止针对儿童家庭暴力的最有效途径。

互动性教学法在合同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当前合同法学教学以讲授式为主,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得不到重视。合同法学的毕业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将互动性教学引入合同法学的教学是培养学生法律职业人素养、适应法学教学社会转型及为学生再教育理论基础的需要。教师应转变角色,当好引导者,把握好教学前、中、后三个环节,重视并引导学生的课堂参与,增强教学的互动性。

针对儿童家庭暴力的伦理审视

1992年4月1日,《儿童权利公约》对我国生效。同年,我国明确提出"儿童优先"原则,并重视保护儿童利益的政府和国家责任。但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家庭自治都认同父母对于子女有适度惩戒权,导致我国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非常普遍且合理存在。本文拟从伦理角度对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解决针对儿童家庭暴力问题的新路径。

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探望权主体之伦理考察

当代家庭主要承载生育功能和情感功能。家庭成员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其权利与义务关系主要是根据血缘亲情而不是政治要求而建构,涉及一系列伦理价值判断。2001年《婚姻法》仅规定离婚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父或母有探望权,却忽略了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亲情联系的伦理需要。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探望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才更符合探望权的伦理价值取向。

人事保证制度合理性质疑

人事保证制度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乱象,内射出人事保证在实践中被用人单位所滥用,偏离了制度内在的目标和应有的价值,走向了制度异化的误区。在当前劳动力供求失衡的严峻事实面前,人事保证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劳动者就业权实现的藩篱和屏障。鉴于人事保证制度与弱势劳动者权利保护基本精神存在内在冲突,有违民事担保法的基本原理,无法回应和满足现实的诉求,我国劳动法不宜确立该制度,而应该采取其他替代方案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家庭养老”模式下子女精神赡养义务之探析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日益增加。老年人的精神权益保障和子女的精神赡养义务被提到议事日程。尽管家庭赡养是养老的最佳模式,成年子女应当承担对父母精神赡养的法定义务。为了强化成年子女的精神赡养义务和责任,应当完善立法,明确子女违反精神赡养的法定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应当减轻成年子女对父母物质赡养的负担和压力,积极承担保障老年人精神权益的国家责任。

未成年子女作为探望权主体之伦理考察

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主要根据血缘亲情而构建,涉及到一系列伦理价值判断。2001年婚姻法仅规定离婚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父或母有探望权,忽略了子女主动与父母进行亲情沟通的伦理需要,将子女置于被动的客体地位。笔者认为,被探望的子女绝非探望权的义务主体,法律进一步明确未成年子女作为探望权的权利主体,符合探望权的伦理价值取向。

家务劳动负担:性别失衡与制度修正

夫妻双方应当共同负担家务劳动,然而《婚姻法》第40条关于家务劳动负担制度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我国婚姻法应当明确家务劳动的基础劳动地位和夫妻承担家务劳动的法律义务,用"赔偿"取代"补偿"来彰显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扩大对家务劳动提供者利益的保护范围,明确家务劳动价值量化的标准,对家务劳动之中内含的感情成本应当予以考虑。

发展权视角下夫妻财产知情保障研究

婚姻关系成立后,基于特殊的身份关系,夫妻之间享有知悉共同财产相关信息的权利。无法掌握夫妻财产信息的一方在离婚中财产权益受损的案件屡屡发生,凸显夫妻财产知情保障的立法不足与司法尴尬。在发展权视野下,财产被看作是对人格的拓展,确保男女享有平等发展权,必须协调夫妻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完善夫妻财产知情的立法与司法保障。

非婚同居“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非婚同居作为一种男女结合和家庭生活方式日益为大多数人接受、理解和宽容,并对传统婚姻和家庭产生巨大的冲击。而我国法律没有赋予同居者以法律地位,也未对这种既成事实的男女结合和家庭模式予以规制。国家对未婚同居进行科学的制度构建,调整公民之间的非婚同居关系,赋予非婚同居者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才能解决由于非婚同居发生的纠纷,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司法三段论”的语境考量——以刑法为例

三段论适用于司法判决的难处在于,"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与三段论大小前提的属性不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之间不具备三段论大小前提之间的确定关系。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超语境的,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语境化的,具有或然性,大前提是针对特定语境的,小前提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特定语境勾连了"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司法三段论"的中心并非在三段论的推理形式上,而是在大小前提共同语境的判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