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的编纂特征与后代流传

唐代作家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典型体现了写本文集的编纂与后代流传特征。白居易生前对个人文集的持续编纂、多重保存、广泛传播,确保了该文集在后世的长久流传。反映写本原貌的前后续集本《白氏文集》,虽然一度被宋人重编前诗后文本《白氏文集》所取代,但前者依然借助日本、朝鲜的一些传本传承至今。《白氏文集》的流变历程,提示我们在研究写本文集时,要注意辨析不同版本的时代意义,注重域外汉籍的文献价值。

《永平诗存》中时事诗述评

《永平诗存》中的时事诗涉及到清军入关、太平天国运动、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自然灾害、官吏贪暴等社会民生方面的诸多细节,为研究清代社会生活情况、了解当时士人思想状态提供了鲜活丰富的历史材料。作者多站在维护王朝统治的立场上来描述和评论历史事件,但有时也能从儒家民本的原则出发,对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成为其时事诗中最具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部分。

玉溪诗与梦窗词的心灵化意象结构

李商隐诗和吴文英词的联系 ,在其艺术结构上表现突出。他们不仅注重章法的细密和提转 ,而且分别通过“梦幻之窗”和“混沌的心灵场”来摄取意象 ,以深厚的情思贯穿于密集并置的意象组合之中 ,使其结构成为具有梦幻特征的心灵化意象结构。这种结构遵循的是诗人的情感逻辑 ,创作思维极具跳跃性和主观化倾向。这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时空、物我、主客、虚实等现实关系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如时空转换上的突转突接、埋没意绪 ,物与我、情与景的交融 ,主客关系的朦胧难辨 ,以及虚写和实写的互化和融通等 ,都显示出这种意象结构在艺术表现上所带来的一定突破和超越。

刘克庄诗法理论述评

师法、句律和苦吟构成了刘克庄诗法理论的基本内容。他主张取法广泛,重神似,求超越,但也存在着忽视生活实践和偏重模拟的倾向;他主张严守句律规范,整合唐音宋调,力求本色,以矫正浮滑粗率的时弊,但对于突破声律的创新则认识不足;他作诗重苦吟锻炼,要求"语意俱到,巧拙相参",尤其注重诗意的精妙、委婉和创新,但更多还是侧重形式技巧方面。

刘克庄诗歌“情性说”批评

刘克庄以"吟咏情性"为诗歌本质,但受先秦儒家诗教观念和宋代理学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歌观念存在着重性轻情的严重倾向。具体表现为:以"世教说"为核心,把有益世教作为诗歌的基本职能;虽然不完全排斥诗歌抒写个人情怀,但主张加以儒家道德礼教的限制和约束;主张以诗歌颂美时政,反对讽刺现实和抒写个人的穷愁牢骚。这一切使得他的"情性说"没能突破传统思想的牢笼,给他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以极大的不良影响。

论梦窗词的意象美和意境美

吴文英对“梦”的痴恋 ,创造了极具梦幻色彩的意象美 ;对自我悲情的执着及主观化的方式 ,又赋予了意象以象征性 ,造成示意的模糊多向性。而情思和意象的模糊性 ,则形成了其词以朦胧、细约为主的意境美特征。

李商隐的幕府生涯及其影响研究

从李商隐的幕府生活经历和其对李商隐文学创作的影响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对李商隐六次主要的幕府经历进行简单介绍,全面观照李商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李商隐一生辗转于令狐楚、崔戎、王茂元等人的幕府,长久而深刻的幕府生活体验成为他人生体验的主体内容;在此过程中,他的心灵也经历了从得意到失意、从希望到绝望的变化。其次,在叙述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心理分析,揭示幕府生涯对李商隐心理结构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幕府生涯促进了李商隐早年生活中已有的矛盾纠结、悲情感慨心理的发展,进而影响他诗歌的情思内涵,对他的骈文写作也有深刻的影响。通过对相联系的两方面的分析,可以明确得到的结论是:幕府生涯在李商隐的人生体验中占据重要而关键的地位,对他的心理和创作影响极为重大。

论刘克庄诗人主体论的道德化倾向及其他

刘克庄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评判诗人诗作的首要标准,关注诗人的品性气节和道德修养,强调忠爱仁义、孝敬谦慎等品性对于诗人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他的诗人主体论带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这一标准的形成虽然有着时代政治文化的根源,但显然并非合适的文学批评标准。另外,刘克庄还把气魄力量、书本学问和静定心态也看作是诗人必备的素质条件,追求雄大、广博和平和的良好状态,虽自有其道理,但也各有其不足之处。

试评刘克庄的“诗歌审美风格论”

从欣赏四灵及江湖诗人的轻清淡雅之美,到推崇江西诗派的奇崛雄劲和古体诗的简淡清远,再到对平淡自然美的终极崇尚,刘克庄的审美理想呈现出一个不断寻求新变的过程,这使得他超越了江湖诗人,但却没能突破传统格局。对于各种审美风格,他主张兼容和适度的原则,追求中边不一的美学理想和对儒家中和之美的弘扬;但也多抽象之论,缺乏具体的实践指导性。

论宋代骚体赋的散文化倾向

宋代骚体赋创作受到宋代散文的深刻影响,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内容上,即多用之谈论时政、评说古人、阐述学问,以关注现实、阐发思想为主;表现在表达方式上,则侧重议论、富于思辨;表现在句式上,则长短随意、转换自然;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则崇尚平易浅显、通达流畅。这种散文化对骚体赋的发展是利弊并存的,而取利舍弊才是合理和有益的创作方向。

李商隐及其诗与令狐綯之关系

李商隐与令狐綯的关系经历了从挚友到疏远再到绝裂的演变过程,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他们人品的差异、官位的变迁以外,更根本的在于他们不同的政治追求和价值目标。他们的交谊破裂对李商隐诗歌的情思内涵和艺术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玉溪诗与梦窗词的“梦化”艺术

李商隐与吴文英在悲情体验中建构起的悲情性审美心理,决定他们必然采用以情驭文、凭心运思的主观化创作方式,表现出主体抒情性与象征性两大特点;又因其与梦运作的相通性,故可称作"梦化式"创作。而在意象与意境的选择和营造、结构的跳跃突变、语言的雕琢修饰等方面形成的梦幻奇丽的审美风貌,正是这种"梦化"艺术的体现。

论玉溪诗与梦窗词的悲情心理和情思内涵

李商隐和吴文英独特的悲剧性情感体验使他们因情感世,形成了悲情性审美心理结构。他们作品的情思以“伤春”为主题,刻意抒写阻隔、孤寂等内在情绪型感慨,表现出细微、曲折的艺术特征,创造出感伤、深挚的情思美。

李商隐人生悲剧之成因

造成李商隐人生悲剧的原因,一是晚唐时代政治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其中尤以党争的影响最为重大,使得他的政治理想在现实环境中必然落空;二是诗人自身性格情感的内在矛盾冲突,他的家庭出身、自负与自卑相扭缠的性格、对高洁脱俗品格的追求以及多情善感的特点,是导致他人生悲剧的主观原因。两者相互作用,成就了李商隐的悲剧人生和诗歌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