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专业化背景下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构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份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比较,总体上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梯形递减的趋势。进一步对投入和产出能力分析发现,可以将31个省份高校分为投入产出协调型、投入领先型和产出领先型。因此,在智慧专业化均衡发展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可建立科研资源补偿机制和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产出领先型省份应加大创新资源的投入,投入领先型省份应进行供给和需求双侧改革,提升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实力。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科研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提高科研水平是我国高校迈向世界一流行列的必经之路,也是增强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一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利用DEA-window视窗模型测算了我国29个省份的高校科研效率。结果表明,2016~2018年高校科研效率显著增长且增速变缓,处在效率前沿面的省份占不到全国的1/3,高校科研效率水平普遍不高。分区域而言,东部地区高校科研效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在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高校科研效率的因素作回归分析,地方政府科研资金投入、高校高级职称科研人员、高校国际学术会议举办次数、双一流建设政策与其呈现显著正相关。因此,可通过提高科研经费利用率、优化科技创新人才结构建立高校科研补偿机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来提升高校科研效率。

我国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政策执行研究——基于霍恩—米特模型的分析

我国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政策实施已有九年,效果并不尽人如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师绩效工资政策在执行时存在政策目标和标准设置不合理、政策资源供应短缺、政策执行方式缺乏沟通、执行机构人员构成单一、执行人员认知存在偏颇等障碍。基于霍恩—米特模型,进一步完善政策目标和标准、加强政策资源落实、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健全政策执行机制、提升执行人员素养,是优化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政策执行的可行之路。

我国高校问责制度的建设困境及对策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高校问责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高校问责制度和非正式的高校问责制度。我国高校问责实施至今,在制度层面上存在正式的问责法制的模糊和非正式的问责文化缺失的建设困境。因此,有效解决高校问责制度的建设困境,一方面通过制定高校问责的法律法规、明晰高校的职责划分、完善高校的问责程序来加大高校问责法制建设;另一方面,通过营造高校问责文化环境氛围、强化问责客体道德自律的精神文化、拓宽高校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行为文化来培育高校问责文化。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问责制的核心及其启示

“质量”始终是澳大利亚开展高等教育问责制度的核心内容：质量保证是问责制的追求;质量监督是问责制的核心;质量评估是问责制的前提.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问责制度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借鉴意义：建立以“保障质量”为核心的高等教育问责制;科学、高效地评估与监督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等教育机构的信息公开、透明.

我国理工农医类博士生培养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其优化——基于1142位前沿科技人才核心素养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我国1142位前沿科技人才的问卷调查,从知识、能力、态度与价值观、动机和特质五个方面归纳出前沿科技人才应具备的“高阶能力”和“必备品格”,以此为参照对现行理工农医类72个一级学科博士生培养标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培养标准所强调的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素养和能力素养与前沿科技人才应具备的“高阶能力”基本上保持一致,但对“必备品格”的塑造强调不足。为此,我国理工农医类博士生的培养标准可从突出博士生核心素养的整体培养理念,增加导向明确、彰显学科特色的“必备品格”两个方面来优化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