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赵氏孤儿”:家臣阶层的历史叙事

《史记》“赵氏孤儿”故事与《左传》所载“原、屏之难”相比,在叙述视角、祸因阐释、思想倾向、历史视域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改变。这种改变不能简单理解为虚构,而是时代变化的结果。“赵氏孤儿”反映了春秋晚期家臣阶层兴起的社会现实,是由家史建构出来的历史文本,张扬的是家臣阶层特有的忠义政治伦理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收录“赵氏孤儿”故事,主要是认同其政治伦理观念以及“天命论”史学思想。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论西汉元成之际儒生的政治作为

西汉元成时期儒生的政治实践,是检讨历史上儒家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元成时儒生当权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化礼乐运动,主要包括美风俗、节费用、尚德缓刑、考制度等内容。但这与当时的社会症结——土地兼并不相干,最终以失败告终。土地兼并是因为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儒臣们对此不能够提出务实的改革意见,其泥古空谈的理想主义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汉败亡。而且,与盐铁会议时的贤良文学比起来,儒臣们的民间情感也逐渐被权力腐蚀了。

组建远程教育实践基地 强化教学过程管理

针对目前试点工作中教学过程管理松散、教师引导作用弱、教学资源缺乏等弊端 ,提出电大与公共图书馆联合组建教学实践基地的思路 ,认为教学实践基地能够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 ,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 。

穿越五千年的历史——读李山的《先秦文化史讲义》

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期,其瑰奇多姿、深厚博大的内蕴,非后世思想定于一统后所能想望。它辐射和规划了华夏民族整体的文化格局,因此思考中国文化的形态及其根源问题,需要不断回望先秦。也正因此,先秦文化研究领域大家辈出,灿若星辰,如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等。作为当代学人,在这些名家之后能否还有所突破?李山说。

“知大体”——论桓谭对王莽新政的反思

王莽失败后,儒生们在痛苦当中开始了历史反思,其中尤以桓谭的"知大体"最为深刻清醒。它主要包括"与诸明习者通共"、"自揆度"、"恩义动人"、"卜筮维寡"等思想。这些思想从人事方面反思了王莽新朝的失误,主要关注人的作为和器度,在当时习于巫怪的思想氛围中具有独树一帜的思想魅力。但是,这种思想在后汉的政治文化中却颇为寂寞,此为历史的一大遗憾!

公共图书馆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

本文提出了公共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新思路 ;与广播电视大学联合开办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一方面 ,公共图书馆可借此提升其社会教育的层次 ,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为社会开辟更多的人才培养途径 ;另一方面 ,电大可借公共图书馆弥补文献资源的不足 ,实现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

《史记》“大一统”析论

《史记》中的“大一统”包括两个层面。在帝国视域下,《史记》构建了一个“大一统”历史谱系:黄帝开创了大一统政治典范,疆域辽阔,权力集中,等级分明,之后依功德嬗变至汉王朝。这个历史谱系有力地支撑了现实中的大一统政治,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在文化视域下,《史记》沿着学术走向融合的发展路径,最广泛地汲取了之前各个知识门类的成果,并确立了关于政治、社会、个体人格的核心价值准则,富于理想性和超越性。这两个层面的“大一统”之间不无张力,司马迁的解决之道是坚持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如实记录历史真相,以此实现了《史记》时代性与经典性的完美融合。

何休与董仲舒《公羊》学比较

两汉的《公羊》学，董仲舒倡其始、拓其宇，何休居其殿、总其成。论者多注意到了何休与董仲舒《公羊》学之间的继承、总结关系。例如，皮锡瑞说：“《解诂》与董书义多同。”①赖炎元通过比较《公羊解诂》和《春秋繁露》，得出结论说：“何休于建五始、张三世、存i统、异内外之说，与董仲舒不异，其论灾异，亦多与董氏同……故谓何休之学出于胡毋生可也，谓其本诸董仲舒亦可也。”②但实际上，从董仲舒所在的西汉初期到何休的东汉晚期，三百年间的学术风气和时代语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论两汉之际的“王命论”思潮

王莽失败导致了儒生们对禅让的怀疑和对天命的重新追寻,由此兴起了"王命论"思潮。这股思潮主要由三个命题组成:"孔为赤制"、"上天垂戒"、"火德承尧,虽昧必亮",分别从圣、天、血统等方面阐述刘氏王命的正当性。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局:儒生们由"公天下"转向了"家天下"。这种转向是两汉之际"人心思汉"的社会情绪表达,同时又有学术上承自西汉的宿命因素。"王命论"在东汉大行其道,导致了学术走向平庸。

由梁武帝的社会角色论其崇佛心态

文章从梁武帝多重社会角色的角度,分析了其崇佛心态的三个层次:既像普通民众一样希望通过奉佛来灭罪祈福,沉溺于积功累德、严守戒律以求将来胜果;又作为知识精英,理性地探研了《般若经》、《涅槃经》等大乘经典的义理;还有身为帝王,有意利用菩萨、菩萨戒等佛教资源来圣化自身形象、教化民众的功利考虑。梁武帝佛教信仰的三个层次,既交叉杂糅,又不无张力,从而呈现出复杂的面相。总体来看,帝王角色规范和主导了梁武帝的佛教信仰,使其难以超越现实事功的考虑。

风流皇帝萧衍

纵观梁武帝萧衍的一生，“风流名士”与“开国皇帝”这两个不无张力的角色，复杂而微妙地叠加在一起。一方面，作为时代的知识精英，梁武帝优雅而富于才情地展现了南朝文化的迷人魅力；另一方面，其国亡身死的政治悲剧又触目惊心地暴露出南朝文化中一些根本要素的缺失。

刘歆的悲剧

论及西汉末年的学风与士风，我们不能不重视刘歆这个人物。刘歆是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刘交“好书，多材艺”，曾学《诗》于荀卿的门人浮丘伯，有《元王诗》行于世，其文采儒雅在汉初的宗室将相里属于上乘。刘歆的曾祖父刘辟疆“亦好读《诗》，能属文”。刘歆的祖父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武帝谓之‘千里驹’”。刘歆的父亲刘向更是一代名儒。

邺下:展现型文学的开端

文章认为邺下文学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展现型"文学生态:作家聚集在社交圈里,面向观众自由地展现文学才华。形成这种文学生态的历史原因在于,士大夫们的价值观念随其阶层实力的发展而被确立为时代的精神典范。士大夫价值观不仅主导了邺下文学的审美情调,也是曹操父子热心组建文人集团的精神基础。士大夫们又重视从天分、才气、风度、容止等方面去评判人物,此为推动作家在社交圈刻意展现文学才华的重要力量。"展现型"文学生态在六朝逐渐成为主流,决定了文学发展的趋势。

论伏生《尚书》诠释的时代性

伏生在秦汉之际的文化废墟上,热情张扬了《尚书》的神圣经典价值。他针对秦之失道,阐释了《尚书》中的公天下和德治理念,又为百废待兴的汉朝提供了多种礼制资源。伏生还吸收了战国以来的新学术思想,提出“三统说”,对《洪范》篇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从而对汉代的经学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伏生的《尚书》诠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尚书》亦由伏生诠释才真正实现其参与汉代文化构建的经典价值。

论《吕氏春秋》的知识整理策略及体系构建

《吕氏春秋》的重要意义,在于创建了一种新的知识范式。它摈弃了以某一家或几家思想为箭靶建构起本学派知识体系的做法,而基于一个涵盖天人的宏大结构,在开阔的视野下对各家学派都进行了自觉而充分地关注与汲取,最终以整齐的形式展现了一个系统独特的思想体系。这种知识范式诞生于一种新的学术生态,代表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总结,其以编纂和融合为特色的新话语方式,对汉代学术影响深远。

男权话语下的神话妖姬——夏姬

夏姬是美丽的,尽管专注于军国大事的史书吝于铺排她的容貌和风姿。国君、公卿、翩翩佳公子、沉稳士大夫,一个个地位显赫的男人醉倒在夏姬的石榴裙下,演绎出疯狂追逐与痴迷爱恋的传奇,

叔孙通的迂回与执著

叔孙通，薛地(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人，生卒年不详，司马迁将他与刘敬合立了《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中华书局，1959。以下引文不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传)。叔孙通在秦朝时为待诏博士，因看破二世的昏庸就及早脱身逃回了老家。

王莽:一幕道德与血腥共存的悲喜剧

由道德践履而自我升腾 王莽最开始是以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他出身显赫，因为姑姑王政君做了太后的关系，一个家族出了九侯、五大司马．王家子弟在当时自然是“鼻息干虹蚬，行人皆怵惕”。

《伯夷列传》何以居于《史记》列传之首?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也是《史记》中的一篇奇文，在全书中占有“文眼”地位，切不可轻易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