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专业新文科建设的思考--基于10年内行政管理专业已毕业学生的调研数据

随着新文科专业的升级改造,面向公共管理领域的行政管理专业也在进行相关领域的综合改革。本研究通过对10年内毕业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调研,发现行政管理专业已毕业学生对专业发展期待与国家对新文科发展的要求相契合。由此可见,行政管理专业的新文科建设应侧重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强化专业课程的实践、创新与管理通识课程的设置。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绿色创新对其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经济绩效往往被视为是绿色创新的自然结果,但是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却差异很大,为进一步验证绿色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参加山东省创新竞技行动的137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社会责任和绿色形象的调节和中介作用,揭开了绿色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黑箱”。研究结论如下:绿色创新对绿色形象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形象对经济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形象在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社会责任显著调节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形象之间的关系。

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研究目的: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为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及推广提出建议。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实地调研。研究结果:(1)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合法存量并非源于法律授予,而是源于对既成事实的默许;(2)不均衡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存量受到入市政策的刺激,将脱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设置的初衷,再加上耕地保护政策的限制,两者共同挤压了农村产业发展的用地空间;(3)多种农地利用政策的交互作用将会导致不同的农地政策在落地时出现目标冲突,进而影响农村土地的实际利用。研究结论:应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全面入市之前厘清存量差异的均衡办法、使用权价格形成机制,简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所承载的多元目标,从而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更好的服务于新时代农业农村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村法治进展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基本成型,涉农法律实施机制日益完善,农村社会守法共荣的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以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权益保护为主要目标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和以权利调整、农业补贴、农业市场准入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农村法律调控机制,成为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产业调整的重要力量。面向新时代,需充分发挥农村法治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作用,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全方位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新时代十年我国科技法学的进展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为核心,以科学研究、知识产权、科技经贸法律法规等为配套的科技法学体系。文章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科技立法实践出发,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科技法学建设的主要成就与科技立法的重点领域,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科技立法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法律体系规范、科学规律认知、开放视野3个方面入手,对我国科技法学的完善进行了探讨。当前,我国科技水平进入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科技法学需要处理好法律规范与科学规律之间的关系,以科学学理论为基础重构自身规范体系,从而提升科技法学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前瞻性,为科技强国奠定法理基础。

从公平性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回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这10年,合作社注册数量及其成员出资总额急速增加,社会和市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也不断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渐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类型。推进合作社发展、规范合作社行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立法宗旨基本得以实现。值此《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1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照合作社发展的实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意旨、制度设计等进行检审,以便通过法律修订,为中国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环境。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三大问题的探讨

为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帮助合作社完善管理架构、降低合作社的组建成本,农业部于2007年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以下简称《示范章程》）.由于《示范章程》只是一种指导性意见,因此,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合作社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对《示范章程》的内容进行调整.但因各省市工商部门在合作社登记时对“示范”的理解存在差异,程式化的行政监管为合作社增加了调整《示范章程》条款的难度.另外,部分合作社盲目照搬《示范章程》的条款,导致章程规定与合作社实践之间出现许多名不副实的现象.

服务下沉与治理赋能: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行动逻辑

多元治理格局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目标。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在承接基层政府职能、对接群众需求的过程中日渐成为村级治理的主导力量。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还通过向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办公、活动场地,促成了社区内部自治力量的壮大。但与此同时,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实际效能与制度设计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这些偏差一方面源于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路径依赖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也源于在从城市样板移植的过程中忽视了城乡禀赋条件和行动情景的差异。本文以公共资源管理中常用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为基础,结合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资源禀赋和行动情景的视角,提出了清晰认识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组织定位、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相关建议。

对农民合作社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的再认识

农民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其利益联结与利益分配机制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学界普遍认为合作社所具有的降低生产成本、分散经营风险、增加附加值等优势,是合作社能够与成员形成有效、稳定利益联结的重要缘由。分配则由法律强制约束,以确保组织优势能够惠及每一位成员。

解读我国工业化模式 推进新时期“三农”发展

建国以后,我国效仿苏联举全国之力发展工业化。但在自身较差的资源禀赋条件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下,我国工业化资本积累不得不采取内向型自我剥夺的方式,将发展的成本转嫁到农业、农村和农民之上,长期以来造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本文对我国推进工业化选择内向型资本积累这一模式进行解读,着重探寻其形成的内在原因,并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复兴之路。

发挥大数据技术服务社区治理效能

随着“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技术将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大数据在社会治理领域也可以大有作为。分析大数据赋能社区服务的可能性,研究大数据赋能社区服务的重点领域:改变碎片化治理现状、提升治理效率;优化服务质量,回应居民需求;校正服务方向,避免资源浪费;激发社区内在的活力,实现共治共享。大数据对社区服务的赋能作用要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加强系统化建设、因地制宜、突出社区特色等路径来发挥。

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分配困境及对策分析——惠顾返还与资本报酬有限原则本土化的思考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设计中,门户开放、资本报酬有限与惠顾返还原则是合作社区别于其它组织的重要特征。然而,在生产合作转向要素合作的过程中,由于货币偏好的出资认定方式、经济偏向的资源要素化过程和合作社经营业务转型的出现,多数成员逐渐丧失了其在农业资源和交易量供给方面的传统优势。随着资本要素在合作社的实际贡献逐步超过交易的贡献,固守出资方式限制和按交易量返还的惠顾原则,已经无法实现合作社保护、带动小农户的作用。合作社制度应当通过明晰而不是模糊创设本质,重新思考合作社业务发展与盈余分配设计,以实现应有价值。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价值回归与功能重塑——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为目标

随着合作社业务、成员合作方式的变化和政策认知偏差的出现,合作社日益偏离制度初设时的宗旨与原则。合作社要想发挥其制度预设的作用,就应当明确自身的组织价值并不在于实现既有成员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而在于解决成员资源集中与利用难题。相关政策需要引导合作社改进资源供给现状,实现合作社与成员的紧密衔接。

合作社理事长的商业冒险精神与社员的风险规避诉求——以北京市门头沟区AF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

在追求社员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理事长才能及其社会资本与合作社资本要素的最佳配置,是合作社在现实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本文基于笔者对北京市门头沟区AF种植专业合作社近一年来的田野研究,以理事长个人和普通社员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为关注点,分析前述难题的症结所在。研究发现,理事长既要尊重社员的风险规避需求,又要实现自己获得高额回报的经营目的,这使得他必须平衡经营战略的保守与激进选择。随着能人治理成为合作社治理实践中的一种常态,理事长个人的商业冒险精神与风险承受能力就成为合作社整体的风险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一种反映。在满足社员的风险规避需求的前提下,理事长可以将高风险所带来的高额回报以利益输送的方式转出合作社,也可以将个人经营活动中高风险所带来的损失转移给合作社。由于利益输送会影响社员规避风险初衷的实现,理事长不得不采取一些"怀柔"手段来避免制度设计上的民主治理结构对其在合作社中的权威地位造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