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木制品碳储量议题的谈判进展

伐木制品碳储量对森林生态系统和大气之间的碳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伐木制品替代化石燃料,以及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对于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很大的潜力。因此,伐木制品的碳储量议题已被列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重要议题,并且将成为今后林业议题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参与林业议题谈判和分析相关谈判资料的基础上,对各主要谈判方的观点作了简要总结,指出了目前该议题谈判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指出了今后谈判和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我国谈判的建议,以期为我国今后的履约战略提供支持。

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机制的缘起、发展及意义

区域海洋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南太平洋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成就之一。这一机制形成的最初动力,来自南太平洋地区独立、自治岛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政治关切和环境关切,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机制的地理空间"基本构块"、国际法框架和组织结构框架形制初具;20世纪80年代,随着南太平洋论坛渔业局和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的建立,以及渔业资源和环境领域系列公约的通过和签署,区域海洋机制的组织框架和公约框架基本形成;20世纪90年代,区域海洋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向纵深发展,同时针对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采取了积极应对之策;新世纪以来,区域海洋机制在制定区域海洋政策、确立"四支柱"区域组织框架。

为海洋自由而战:美国对巴巴里海盗国家的战争政策及其历史启示

美国立国伊始就把海洋自由确立为国家利益和外交原则之一,然而该原则连同地中海贸易,遭到了巴巴里海盗的严重挑战。面对海盗威胁,联邦党政府在新生国家力量尚弱的客观形势下,采取了妥协纳贡的隐忍政策,积极备战。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增强,民主共和党总统杰斐逊上台后对巴巴里海盗国家采取了有限战争行动。麦迪逊继任总统后,随着与英国战争的结束,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彻底解决了巴巴里海盗威胁,从而维护了美国的海洋自由权益。针对当前美国对我相关海洋争端的介入采取道义反制措施,是美国巴巴里战争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略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

"国际化"潮流和"国际史"取向于20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兴起,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学界面对国际、国内以及学术潮流的新变化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和选择。美国外交史学界是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论说和实践着国际化,即学理层面、实践层面和组织层面。其中,学理层面的"国际史"取向包括了现实主义国际史取向、文化国际主义取向和国际经济-社会史取向三种基本主张。"国际史"的方法论取向已经确立了其在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席之地,并将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美亚协会争取修改排华法案的努力

1904-1907年间,美亚协会在其秘书长约翰·富尔德的带领下,为修改排华法案做出了种种努力。他们对美国的移民体制提出批评,继而向西奥多·罗斯福行政当局施加压力。当1905年下半年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走向高潮之际,美亚协会又把工作重点转向国会,积极争取福斯特议案的通过。美亚协会的种种努力无果而终的主观原因:第一,美亚协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正当权益,而完完全全是为了本集团的商业利益,是为了维护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门户开放;第二,他们低估了中国新兴的民族主义所蕴含的伟大力量。

约翰·L.加迪斯与冷战“修正派”的论战

约翰.L.加迪斯与冷战修正派之间的论战涉及方法论和核心观点两个方面。在前一个方面,加迪斯指责修正派的"门户开放"范式和"合作主义"范式犯了"经济决定论"和"简约主义"的错误,是不合格的综合范式。在后一方面,加迪斯表达了与修正派的美国要为冷战形成负主要责任的相反观点,批评了威廉.A.威廉斯的"悲剧观",逐步向正统观点复归。在这种批评的基础上,加迪斯提出了"冷战史新研究"的议程,对此,修正派的劳埃德.加德纳进行了批评。加迪斯与修正派间的学术论争反映了美国冷战史学中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两大范式间的分野,背后隐藏的是权力和意识形态之争。加迪斯对修正派的批判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其确立自己话语霸权的态度和保守主义立场是不可取的。

传统美国外交史学与文化转向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外交史学中的"文化转向",存在着无视传统外交史学与文化转向的关系、夸大文化转向的革命性的倾向。回顾传统美国外交史学可发现,现实主义传统在方法论上忽视了文化因素和文化分析,但进步主义传统的修正派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却为外交史学提出了文化分析的框架,并深刻影响了后来者,为文化转向打开了最初的大门。美国外交史学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调和传统范式和新兴文化转向之间的关系。

美国海军“策士”对“航行自由计划”正当性的论证及其影响--以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为例

在对“航行自由计划”正当性进行论证的美国政学界,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为“大本营”的一批海军“策士”堪称中坚力量。他们在充分肯定“航行自由行动”挑战“过度海洋主张”效果的基础上,从自由国际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条路径论证“航行自由计划”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造成了“航行自由计划”有效而正当的压倒性舆论,并在推动特朗普政府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升级转型、服务于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方面,发挥了“智囊”作用。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和部门利益动机,他们的论证和划策以美国为中心,忽视他国观点和利益,难称客观中立。他们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入乎其内”却不能“出乎其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进一步限制航行自由、特别是限制海洋军事活动的国际海洋法发展大趋势,其策论不无把美国带向与这一潮流背道而驰的可能性。

美国史教学全球化实现模式初探

实现"美国史学的全球化"是当今美国史学界的一大动向。中国学者对这一动向的介绍,往往忽略了其中的教学层面内涵,更没有深入到教学实践层面。从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对美国史教学全球化进行探索。可以看出,宏观上突破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传统藩篱,把美国历史整合进区域史、世界史和跨国史的系统框架中,引导学生在一个更为开放、宽广的视野和语境中重新审视并建构美国历史。微观上着眼于美国历史上具体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运动,进行"四步教学法",引导学生探索事件和运动的跨国联系,从事跨文化比较,并对"美国例外论"进行再思考。

20世纪50年代美国“正统派”外交史学述评

20世纪50年代,"正统派"占据了美国外交史学的主导地位。"正统派"是对"国家主义学派"、"宫廷史学家"以及"现实主义学派"三大学派的笼统称呼。这些外交史学家对美国外交史及现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或极力美化辩护,或予以激励批评,但无一例外,都从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以及他们自我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认同这一立场出发的。同时,他们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视野狭隘、系统化解释模式不足,以及史料运用上对官方档案的迷恋等缺陷。

美国海洋自由政策的利益逻辑、历史传统和发展趋势

美国人历来对海洋自由问题持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态度——具体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参与到世界海洋自由进程当中来还是独立其外,皆视当下的国家利益而定。这就是美国海洋自由政策的利益逻辑和历史传统。战后美国海洋自由政策的演进,除了延续这一利益逻辑和传统之外,又发展出另外一种趋势,即随着自身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单边主义、军事手段追求海洋利益的冲动也日益增强。

“哈佛国际史学派”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

“哈佛国际史学派”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历四代学人,前赴后继,推陈出新,不仅实现了自身国际史研究从现实主义取径到文化主义取径的转变,而且开拓了跨国史、“共享的历史”、“国家品牌”建构等新的研究领域和概念框架,深刻推动和引领了国际史的发展以及整个美国外交史学乃至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堪称美国外交史学国际化转向的源头活水。具有深厚而复杂的跨国文化背景和跨文化理解能力,是他们共通的精神气质和学术品格。

苏联新经济政策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苏联新经济政策是一个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这一举措与我国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着大致相似的历史前提和现实背景。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其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毛泽东的社会协调发展思想及现实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包括经济领域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政治领域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思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思想理论启迪。

麦考密克与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创新

麦考密克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美国外交史学家。他比较早地对美国外交史学整体状况进行了评估,力陈其中的弊病,提出发展方向,并大胆进行创新实践。他倡导的"合作主义"综合范式,以及对"世界体系论"的改造和借鉴,都对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创新做出了贡献。他运用世界体系论对冷战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加以分析,得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看法,并对美国霸权的兴衰进行了描述和大胆预测。

论威尔逊政府的海洋自由构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威尔逊政府在维护自身中立权利和调解欧洲争端的过程中,提出了"海洋自由"计划。美国参战后,威尔逊进一步拓展提升海洋自由的意义和地位,形成了国联框架内的海洋自由构想,寄托了丰富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意义和期望。威尔逊政府的海洋自由构想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性,但抽象空洞、难以操作以及英国的抵制导致了它的失败。

战后美国举国冷战体制的建立与50年代思想学术界“共识”的形成

战后50年代美国思想学术界“共识”的形成,与美国举国冷战体制的建立这一体制因素有着重要的关联。其中,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政策促进了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致的形成;军事、情报机构与科学和思想界的结合及“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的出现,则加深了知识和权力的高度共生关系。同时,这种“共识”也是思想学术界自觉选择与塑造的结果,这点可从战后美国史学界“反进步主义史学”潮流的兴起得到说明。

论1947-1948年美国援蒋反共政策的形成

二战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旨在遏制苏联的“先欧后亚”大战略。美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并不利于它的实施。杜鲁门政府起初是从遏制苏联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并处理对华政策的。但为了使大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对华政策被纳入了反共轨道。之后,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把对华政策作为赢得国内对其大战略支持的一个筹码。而国会议员、院外援华集团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为谋取私利而极力鼓吹援蒋反共。随着1948年“援华法案”的通过,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走上了援蒋反共的不归路。对华政策已失去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国内的政治性问题,注定了它的必然失败。

学术共同体与美国外交史学的创新转型

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萌芽于1960年代中后期,发展于学科危机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成熟于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由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学术刊物和电子网络共同构成的学术交流空间。这一学术共同体从凝聚学科身份和同仁智慧,奠定文献和史料基础,培育学术新人和研究新范式,繁荣同行评议和学术讨论,推动学术活动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推动学科创新转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