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国政:黄老学说影响下的战国秦汉政治

战国时期,黄老学说将养生与治国并重,强调治国始于治身。齐威王、齐宣王和齐湣王均喜隐喻,且重视形貌之美与此不无关联。明显体现黄老色彩的《吕氏春秋》,为秦国统一天下设计的政治蓝图,同样将养生与治国相关联。《吕氏春秋》提倡虚君政治,初步弥合了养生与治国之间的缝隙。秦始皇误读《吕氏春秋》之意,他的求仙活动背离了养生的初衷,反而将黄老学说庸俗化。汉初刘邦集团信奉黄老,特别是陆贾《新语》在君主养生和国家大治之间补充了民众仰慕的环节,最终完成养生与治国相关联的论证。黄老是战国秦汉政治摆动所围绕的轴线,也影响了后代的政治文化。

佣书成学:中古知识的结集、生产与传播

中古时期人们通过抄书获取知识,并以改变部分原文的方式生产新的知识。面对大量新知识,需要有新的分类整理工作,类书由是而作。类书以追求知识的来源和数量广泛为目的,将知识以体系化的方式呈现,并对收录的知识作出审核,这是突破原有书籍物理形式和编纂结构限制的行为,进而打破了知识的边界。抄书而形成的节略本较原本似乎更富传播优势,其对知识传播的作用不可低估。

学习:先秦儒家的核心属性

学习是先秦儒家的核心属性。学习可以帮助人积累知识,促进人形成判断力;磨砺性情,达到圣人的境界。有知识的圣人可以群施济众,化成天下。与儒家不同,道德家和法家对学习持一种反对态度。他们认同人从内在发掘潜力,进而实现对天下的治理,由此提出了“新圣”的理念。双方理念对立的原因在于前者的观念形成于西周礼乐社会的土壤上,而后者的观念酝酿于战国大争的变动乱局之中。前者可以运用于承平之世,后者在乱世中更为有效。是否提倡学习,表面上看是一种认识论的问题,深层次看是人性论的问题。不过在中国古代历史早期,所有的哲学命题又都转化成了政治理念,最后形成政治文化。

汉代宫省宿卫的四重体系研究

杨鸿年、廖伯源通过对汉代宫省制度的研究,认为汉代宫省中存有一个三层宿卫体系,这一结论是我们理解汉代宫省宿卫制度的基础。由于宫省制度概念的模糊及考古材料的缺乏,二人的研究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存在。结合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发掘情况与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汉代宫省中实际存在一个四重宿卫体系,其中省中与禁中不同,而禁中是皇帝起居之处,是四层宿卫体系中最核心所在。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进山还是入海:战国秦汉海洋隐逸的历史记载

战国秦汉时期,齐地存在选择海洋作为隐居场所的现象。与山林隐逸相比,海洋隐逸归隐的态度更为坚决脱俗,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意味。文献记载中的海洋隐逸数量较少,总体上是被批判和忽视的对象。浮海隐逸之所以被如此记载,与战国秦汉时期东西对立格局的长期存在有关。来自内陆的撰述者试图表现内陆胜过海洋,并将这种意识融入到对海洋隐逸的记录上。

范晔《后汉书》光武守业诸臣传的编纂

范晔《后汉书》按照列传范式编纂列传。光武守业诸臣传呈现＂理想官员—职吏—苛吏—儒生—理想官员＂的结构,体现出范晔对东汉政治文化的认识。所谓＂理想官员＂,指那些本性仁恕,为政宽和之人。＂职吏＂则指任职奉公,擅长文法之人。＂苛吏＂指为政严猛,不容宽贷之人。光武诸臣传以＂理想官员＂始终,传达了范晔期待政治秩序向理想、宽和、融洽氛围的回归。但是＂职吏＂和＂苛吏＂的存在,却体现出东汉初年政治风气严酷的现实。通过列传编纂,范晔表达了自己对东汉政治的理解。

刘向、扬雄对《汉书》合传的影响

《汉书》的列传书写对《史记》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继承《史记》因＂功名＂设传的传统上,《汉书》又依据儒家道德标准而合传。这种转变的学术准备是由刘向和扬雄完成的。

何以不朽:先秦史论中的人之发现

先秦留下的史论,提供了“人之发现”的部分片段。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先秦黄老学说,提倡在节欲的前提下,适度满足人的欲望。在类似的文献中,养生的目的是治国,追求的是现世价值。到了庄子那里,个体生命具备了与王命和天命对抗的地位,其价值完全超越了国政的意义,成为真正私人的追求。春秋时期,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即以奉献生命、牺牲生命而获得“不朽”。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永恒价值。无论是将保养性命与政治价值相等同,还是单纯追求生命长度,抑或探索生命的永恒价值,其落脚点都是人的生命,亦即人本身。

释“郎骑”——兼论西汉郎吏“私马从军”现象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中出现的"郎骑"实际上就是在史籍中频繁出现的"郎中骑将","郎骑"和其他郎吏买马规定的不同表明"郎骑"是要自备马匹从事皇帝的保卫工作的,由此可知西汉初年郎吏中存在"私马从军"现象。

汉代朝位有广狭二义考

汉代朝位有广狭二义。广义者是大朝时全部官员的位次,狭义者是殿上官员的位次。汉高祖七年（前200）大朝仪体现广义朝位：“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3页）伊藤德男认为西汉“位”“位次”“朝位”有宫中席次、同一等级内席次两重含义。

韦昭《吴书》原有“使臣列传”

《三国志·吴志·胡综是仪传》于胡综、是仪二人间插叙徐详：“徐详者，字子明，吴郡乌程人也，先综死。”陈寿评曰：“是仪、徐详、胡综，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也。仪清恪贞素，详数通使命，综文采才用，各见信任……”（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19页）陈景云推测本有《徐详传》：“《志》中凡不立传而附见他传者，虽有事迹可称，评中皆不及之。《综传》次《是仪传》，详事又附《综传》后，而陈氏评详乃与是仪、胡综同目，为孙权时干兴事业者，而尤称详之数通使命，无传有评，疑乖史例”，“意详当自有传。”（《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12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17页）、潘眉《三国志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同此论。

王馥墓志所见北魏宦官制度考辨

北魏宦官王馥墓志记载了其担任宦官诸职的情况,表明北魏孝文帝建立的宦官体系内,中黄门地位高于小黄门与中谒者。孝文帝改革在着重参考了汉代女主统治时对宦官制度所做的调整之后,将原有的内侍系统与汉代宦官系统互相匹配,融入了"给事"因素,其结果便是中黄门的地位被调整到小黄门之上。而后一人同时兼任两宫宦官,无须再挂有"给事"头衔,"中给事中"等成为固定官职。

《三国志》以“志”为名缘由及史学意图

《三国志》以"志"为名,是受到了《尚书》《汉书》的影响。同时它也继承了《汉书》中以"志"作为总结性文体的学术传统。陈寿以此昭示,即便不能叙述大一统王朝的整体历史情况,也要保证各个区域的历史叙述的完整性。可以推测陈寿心中,有着超越王沈《魏书》、韦昭《吴书》和王崇《蜀书》的宏大构想和野心。《三国志》的出现,也为其他区域史的历史书写提供了范本。

历史不会忘记——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5年9月20日,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了＂历史不会忘记——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勇教授、唐利国副教授,先后就中日关系、抗日战争、日本近代化等问题进行了主题演讲。

从东方朔看汉代政治与学术的转向

东方朔在史籍中呈现出滑稽、游士和文学三种形象。相关记载始于褚少孙,经扬雄发扬,在《汉书》中得以确定。东方朔形象的演化经历了两个关键步骤:一是褚少孙记录“外家传语”,呈现了东方朔滑稽的一面;二是扬雄对东方朔先扬后抑的评价,同时保留了东方朔作为辞赋家和滑稽的身份。东方朔所代表的战国游士,在西汉一变而成辞赋家,再变而成滑稽,最后沦为点缀,其背后是汉代政治形势的转变和文学上的因应。武帝以前,擅长文学的人是游士,他们保留战国遗风而流连于诸侯王廷。汉廷为了和诸侯王争夺人才,不得不摆出认可辞赋家的姿态。武帝时王国问题最终解决,游士做派的辞赋家必须顺应大一统的潮流。东方朔的浮沉就是汉代政治与学术变迁的缩影。

《三國志》列傳編纂的内在理路

《三國志》作爲'前四史'之一,在中國早期歷史文獻中地位很高。與《史記》《漢書》研究處處開花的局面大不相同,雖然學界對《三國志》的研究自其成書以來從未間斷,(1)但切入點卻多集中於陳壽的正統觀與回護筆法。實際上,其説至清代已有定論,(2)然而至今中國史學史、文獻學和傳記文學等領域對《三國志》的討論仍多囿於此論題之内。(3)相較之下,學界對《三國志》列傳合傳、編次等史學編纂問題少有討論。目力所及,僅柴德賡的《史籍舉要》對《三國志》列傳編纂形式給出分析判斷。他提到《三國志》'一般臣僚傳記不標類傳名義','此因三國時間本短,又各自爲書,人物以類相次便可,

謝承《後漢書》無《風教傳》考

一、"風教"乃"封告"之誤世傳謝承《後漢書》開創所謂《風教傳》。持此説者,本諸明陳禹謨版《北堂書鈔·設官部·掾》"君達解鄧融桎梏"條。其注云:"謝承《後漢書·風教傳》曰:‘君達爲司徒虞延所辟,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職被罪,君達解其桎梏。’"(1)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稱:“《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承書有《風教傳》,亦創見也。”

兼高明而尚沉潜——《瞿林东文集》评介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先生的《瞿林东文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9月出版。全书共分10卷,分别是：第1卷《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第2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外一种）,第3卷《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外一种）,第4卷《中国史学史纲》,第5卷《中华史学志》.

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兼论《项羽本纪》之设立

白寿彝先生的系列《史记》研究,注重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将史学考证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取得了诸多成果。白先生提出《项羽本纪》的设立自有其意义,在此基础上重读《秦楚之际月表》,可以发现项羽之楚与怀王之楚各有纪年。司马迁设立《项羽本纪》,目的在于尊重项氏之楚的法统,以之作为秦汉间纪年的依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