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文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已经形成了基础研究、专业技术、产业技术体系化发展的格局,并在支撑发展的对策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以创意作为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灵魂,进而重新评估设计对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价值;以具有比较优势的本土文化创意作为发展文化产业链的基础;以适宜灵活的政策作为文化科技发展的保证。这启示我们应该考虑从国家、产业和产品三个层面同步努力实现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突破。

美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史上的三个案例

对美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史上的三个典型案例———福特公司的T型车创新案例、通用公司的全产品创新案例和克莱斯勒的面包车创新案例 ,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提出 :技术创新是创新者的创新理念产生、量化、物化、实现的过程 ;技术创新是否成功 ,依赖于创新者的创新理念是否与当时的消费观念和能力相适应。

创新主体伦理诉求错位解析——我国技术创新系统运行低效析因

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我国的技术创新实践问题主要集中在创新能力、创新技术来源和资金支撑3个方面,而它们正是构成创新系统的3个核心要素。分析发现,隐藏在创新主体动力不足、创新源导向性错位、创新系统全方位信用缺失等表象之下的是一个伦理问题,即各要素伦理诉求的错位与混乱。在对创新系统核心要素伦理错位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后,提出要素的伦理归位是促进系统结构和功能归位的前提,也是解决我国技术创新现存问题的切入点。

反思轿车交通伦理批判

通过归纳、总结轿车伦理批判者的主要观点 ,发现轿车交通伦理批判主要集中在轿车交通引发的社会公平性问题、轿车安全问题 ,以及污染和能源等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对轿车交通伦理批判进行了反思 ,并提出轿车交通引发的许多问题是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加强微观。

当“形”范畴遇到“可供性”概念:一种技术哲学阐释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中国哲学中罕见的直言技术来源的观点之一。“形”范畴作为人参“象”悟“道”、制“器”造“物”的关节点,却未得到更为深入的探究。20世纪初,在人-外部世界界面--这个技术的缘起之地--出现了“可供性”范畴,可供性作为环境中蕴含的行动可能性,表明了物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关系,彰显了“形”范畴的深刻内涵。将“形”作为研究技术起源的逻辑起点,展开对技术本体的哲学追问,不仅可以开辟新的技术哲学追问之路,也将有可能就此开启中西方关于技术的更广泛的、超越各种思维传统的思考与对话。

工程是什么和它应该是什么--一种基于“可供性”视角的研究

透过"可供性"视角去追踪工程创新的实际发生过程,会发现工程创新实质上就是对"可供性"的"摆弄"过程;在工程创新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会对"可供性"进行模块化和生境化的显现;而在这一工程造物过程中会显现"工程可供性",它与自然的"可供性"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并因而成为技术异化的根源之一。

技术创新政策体系现存问题及对策

就我国的具体国情来讲，在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的技术经济乃至社会体系刚刚建构的时候，高瞻远瞩的国家层次的政策体系的构建尤为必要。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政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通过技术创新政策来发挥其指导作用。为此分析、总结了我国技术创新政策体系的现存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尽快完善制定技术创新政策的组织机构。

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分析

首先对国内外关于孵化器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对孵化器本质内涵理解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研究者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所导致的,并在此基础上,从技术哲学的视角对企业孵化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孵化器功能的已有理论研究进行了分析,将这些功能划分为一般性功能和本质功能。提出并论述了企业孵化器的本质功能就是创新功能,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造和培育创新主体;二是推动"在孵企业"实现技术创新。阐明了创新功能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的。

中国技术哲学的起源、发展、困境及出路——访远德玉教授

远德玉教授从一个亲历者的立场出发,对中国技术哲学的起源、发展、困境及可能的出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概括,更正了国内外现今学者对中国技术哲学的部分错误认知。他指出中国技术哲学发轫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跃进时期,而其探讨的核心议题从起源到后来的发展都是围绕作为现实生产力的技术展开的,与西方对技术本质规定的形而上的追问不同,体现着中国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从而否定了中国技术哲学存在经验转向的说法。远德玉教授还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不存在各种学派之说,而工程哲学的兴起又进一步冲击了技术哲学的原有发展,不仅削减了技术哲学的从业人群,而且重构了原有技术哲学的部分范式。因此,未来的技术哲学发展要实现主题上的转化,从研究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转向研究技术与生废的关系,不仅研究技术的正价值,还要研究技术的负价值,提出了生产、生废、生活、生命的四重关系。

科学技术与全球性问题的复杂关系

概括了科学技术与全球性问题之间的关系类型 ,解释了这些关系模式的形成方式及其划分的理由 ,最后对科学技术所起作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指出科学技术本身的运行机制存在某些问题 。

国际技术转移的产业技术建构性原理

产业技术具有多样性特征。在国际技术转移中,并不存在对于技术输出方的产业技术的完全照搬,任何技术转移的实现都是一项新的产业技术的建构,因此,对于技术引进方而言,技术引进的目标应是产业技术的合理建构。

德性到规则:从休谟视角看正义内涵转变的历程、原因及意义

正义,作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历史的流变过程中,从德性正义向规则正义的转变具有里程碑地位。休谟作为这一转变过程的灵魂人物,从其视角梳理发生在18世纪的这一转变的具体过程、原因及其意义,有助于正义内涵的进一步挖掘。

为什么必须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研制动因解析

机器"人"特指那些在外观、行为方式和智力、情绪反应等方面全方位类人的机器。机器"人"引发了广泛的伦理问题,却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非得制造类人机器人。人类自我追问的执念,"功能性替代"的社会需求以及技术体系自生长的内在要求三者协同驱动,造就了人类制造类人机器人的历史图景。虽然机器"人"制造蕴含着人类求真、求善的意志驱动,但是由于其"非一般性技术产品"的特性,其市场化的趋势将带来巨大的伦理风险,需要卓有成效的伦理反思与规范。

“组合-创生-演化”的技术——打开“技术黑箱”的一个尝试

技术思想家W.布莱恩.阿瑟从技术黑箱的内部探究技术的本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本质及其演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框架揭示了技术内部的三个基本原理及其逻辑结构的生成机制以及这个结构在其最深的本质上展现的演化的共性。在方法论上尝试通过打开技术黑箱来"看"技术所显现的技术本质及其演化机制。整个理论使得以往关于技术本质的技术哲学、工程哲学、设计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科学上的众多观点在这个框架下得到极大程度的统一。

基于Affordance的技术创新活动发生机制

Affordance是动物(在环境中)行动的生态性基础。如果从Affordance视角对"制造"和"使用"这种人类特有的行动进行审视的话,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可能会展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通过Affordance视角来探究技术创新活动会发现,技术创新活动的发生过程实际上是一个Affordance的"读写"过程,其中,"书写"Affordance的过程是通过对某次特殊的Affordance遭遇进行物理还原和加工得以完成;而读取新的人工物的Affordance过程则是通过对人机界面的Affordance以及情境Affordance进行"读取"来实现的。

论近现代科学和技术相关联的根据与模式——基于“现象”的谱系式认知分析

暂时搁置"科学"和"技术"本质方面的"what",选择从"how"入手,考察科学技术产生、生长和演进过程中的关联之处和关联方式,明晰科学和技术关联的根据与模式;通过关注科学技术之间整体性关系,为已有的科学技术关系的认识观点提供内在依据从而加以整合;通过揭示科学技术基于"自然现象"的同源衍生机制及其过程中发生的"递归性"的"相互借贷",以及最终导致的科学技术在历史中显现的"共生演化"图景,总结出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的认知图谱式的展现是源于它们的同源性、动态性和共生性。

技术因素在公司成败分析中长期被低估 技术的IBM如何壮大了商业的IBM

技术创造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财富,还有我们存在的方式。经济继承了技术的所有品质,随着技术的进化,经济结构也在不断转型。如此,身在其中的商业组织——需要＂吃＂技术,正如人需要吃饭。商业组织也随着上述一系列的变化而变化——要么进化、要么消失!

技术社会化的单向度及其伦理规约

文章将技术社会化分为非人文向度的技术社会化和人文向度的技术社会化,揭示了当代技术风险的根源在于技术社会化的单向度——即非人文向度的技术社会化远远超出了人文向度的技术社会化,并提出通过伦理规约来克服技术社会化单向度的理论主张。

可供性测量蕴含的“尺度转换”及其科学意义评析

在生态学尺度问题中,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蕴含着科学心理学测量环境的尺度转换问题。经历了三次阶段性的发展:(1)从外在测量转换到内在测量,确立了生态心理学定量研究的科学原理;(2)从内在测量深入到以身体的几何变量作为尺度测量可供性,定量分析这个比值和知觉判断之间的相关性;(3)从身体尺度转向动作尺度测量可供性,包括:从身体的几何变量转向动力学和运动学变量测量,从以个体为单位转换到以动作协同要素为单位测量可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