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学生原典阅读的问题和对策

本文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517位学生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关注学生对新文科、原典阅读的了解程度和参与程度,以及学生对原典阅读活动的未来展望和建设思路等,为高等教育在原典阅读和专业培养上提出建议:以“混合式、翻转式”教学改善课堂阅读体验;以“进学蓄德”阅读计划实现课外育人目标;以通识教育体系打破经典著作专业壁垒;以过程性评价优化阅读反馈机制。

唐僧神清的佛教史学批评

唐僧神清佛教史学批评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佛教发展史及佛教宗派、文献撰述、高僧大德的总结与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历史人物、史事的评价与反思。他的佛教史学批评既具有佛教文化因子,又具有传统史学的要素。而形成其独特史学批评风格的思想因素是唐代三教融汇的大环境以及魏晋、唐代佛教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小环境的影响以及其自身儒释思想的融汇。

北魏城门校尉考述

北魏早期官制中,有诸多汉胡文化杂糅的因素。城门校尉作为两汉、魏晋时期都城防卫的重要官职,在北魏前期却由于少数民族禁军制度的发达而不受重视。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汉晋官制的诸多因素重新进入北魏体系。城门校尉亦得以在世宗、肃宗时期再次出现,且任职人员更换频率频繁。东西魏时期,随着宇文泰军事制度的改革,出现十二柱国将军,有两大将军专属禁军,城门校尉亦正式退出城门屯兵这一军事制度。

明代佛教方志及作者考——《全元文》补遗

明代佛教方志中收录有大量的元人作品,这些文章文史价值较高,多未被《全元文》收录。今补遗元人作品十余篇,并考证相关作者史事。

《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的流传

两宋时期《大藏经》在民间流传甚广,地方寺院、私人刊印者屡屡皆是。笔者爬梳宋人文集、宋元地方志,搜集史料,从刊行方式和流传范围考察,进一步了解《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流传的情况。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清初佛教变化及其对佛教史学编撰的影响

清初延续了明末佛教的复兴态势,短暂的复兴引发了佛教内部的诤斗。与此同时,佛教复兴与诤斗对清初佛教史学编撰造成巨大影响。宗统争夺、对佛教复兴的憧憬以及对佛教衰退的思考成为清初佛家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催生了一批佛教史学典籍,并成为清初佛教史学的主流之一。

试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撰述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念的拓展上,都发展到一个繁荣阶段。本文主要从文献编撰、史学观念两方面探讨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编撰的影响,以阐明宋代佛教史学在中国佛教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化融合视野下的宋代佛教史学

中国佛教史学是一个复杂的融合体。它既有佛教因子的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易学、玄学、史学、理学等思潮对中国佛教史学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即在佛教与中土文化融合的大视野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着重阐释中国宋代佛教史家如何将中土传统文化融入到佛教史学视野中,从而成为中国佛教史学一个要素。

清代佛教史学批评述论

清代佛教史家在继承前代佛教史学批评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佛教特点,在史学批评的形式、语言风格和品评内容上,都有了新变化、新特点,对佛教历史发展、高僧大德史事、寺院山林的盛衰发展以及世俗历史人物、社会变迁等,进行总结和品评,发出了时代声音。其史学批评思想的主要核心是以佛教史观为中心,儒家思想为外沿,将儒释思想融汇为一体,做到"佛教为体,经史为用"的内外统一。

回顾与展望:百余年来清代佛教史籍的整理与研究

中国佛教史籍肇始于魏晋,早期来华的印度僧人带来了佛教经典,其中就有《龙树菩萨传》《马鸣菩萨传》《付法藏因缘传》等印度早期佛教传记,但是印度人并没有重视这种史学撰述的继承,后续佛教史传之作不多。相反,这种史学撰述意识在中土世俗史学的影响下开始兴盛,《高僧传》《释迦谱》《出三藏记集》《洛阳伽蓝记》《比丘尼传》等大批佛教史籍应时而出,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籍之先河。可以说,自魏晋以来,历经隋唐、宋元、明清之历史更替,中国佛教史籍形成了一个特有的史籍系统,这批文献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记载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源流,又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因而既是研究中国佛教史,也是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资源。中国佛教史籍的学术价值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首开中国佛教史籍研究之先河,但是断代研究的后续之作仍很缺乏。

《太平广记》中的唐代女性精怪与外来民族文化--以佛教文化为中心

《太平广记》中女性精怪形象的产生,受到外来民族文化——佛教的重大影响,反映了中原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相互融合。

试论中国古代官私书目中的佛教典籍

中国古代官私书目中著录有大量释书,无论在分类体例上还是在著录范围上,与佛经目录都相异,同时古代官方书目与私家书目在著录释书上也有不同,这反映中国古代两种宗教与三种知识系统的矛盾。

《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的编撰及其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

《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是专门记载高丽寺近千年沧桑变化的历史文献,在明代佛教方志编撰史、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内容编撰上,它借鉴了明代方志方法,运用平目体编撰佛教寺志,详略得当,体例周详,实为明代佛教方志一部优秀之作。此外,它在中韩交流史上也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它全方位阐释了中韩文化交流的象征——高丽寺在宋元明时期的发展变迁,记载了高丽寺如何从宋元时期的皇家宠儿,变成战火中的废墟,最后在晚明时期复兴崛起,高丽寺以及高丽文化重新进入明代民间士绅百姓的视野这一艰辛历程。

北魏中央图书机构——秘书省略述

鉴于史家对北魏秘书省语之不详,甚至有学者对北魏秘书省制度有错误认识,故本文通过对北魏内外秘书机构和北魏秘书省与北魏社会政治两方面的探讨,一方面纠正史家之误,另一方面可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典籍机构在这个特殊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

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五年孝文帝始设起居注令史,又仿效刘宋置集书省,兼掌起居注事,改变了两晋、南朝著作郎掌起居注的惯例。这既是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在史官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逐渐形成监、典、修分工合作的起居注制度,但政局动荡导致皇权涣散和集书省地位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1956年上海市佛教寺庙第一次普查述评

1956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对上海行政区辖区内所有寺庙进行第一次详细地登录统计,目的是摸清各区的寺庙真实情况,并结合情况提出了意见。这次普查贯彻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宗教性,也贯彻全国文物保护法的文物性,原则是和风细雨,以有利佛教发展为目的,对新中国上海佛教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唐西域记》在唐中前期的社会流传与影响

《大唐西域记》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它在唐初的流传并不广泛,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唐太宗对其从重视到遗忘,文人士族也多不关注此书,它仅在官方和佛教僧众间小范围流传。中唐时,传奇文学的繁盛激发了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对西域知识的猎奇心理,再加上《开元释教录》著录《大唐西域记》入藏,较多笔记小说、韵文史地、佛教文献都著录、引用了《大唐西域记》。

清代北京僧录司正、副印考述

清初北京僧录司多沿袭明制,雍正帝继位后任命专门僧人掌北京僧录司印。乾隆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设置北京僧录司正、副印,执掌京师佛教及全国佛教的管理。人选主要来自宝通贤首宗,原因是该宗与清代官方、权贵士绅及民众百姓保持良好关系。这是清代君主专制下官僚政治运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清代皇权加强佛教管理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