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再测算及基于机器学习的动态预测

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首先在厘清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前提下,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200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再测算;其次,运用多层感知神经网络等7种机器学习算法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了动态预测,并模拟了新冠疫情冲击对数字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200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2002年仅约为1.08万亿元,到2018年已增长至14.84万亿元,增长了约13.75倍;数字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数字经济增加值实际年均增长率高达13.4%,高于同期GDP年均实际增长率约4.1个百分点;新冠疫情冲击对2020—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的倒逼激励作用显著,相较同期不发生新冠疫情冲击的基准情景,新冠疫情冲击情景下的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要高出约4个百分点;2020—203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仍将表现出持续增长态势,预计到2035年将增长至29.36万亿元。

中国对RCEP伙伴国数字产品出口的新特征、新挑战与优化路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迈入了新阶段。文章采用2005—2021年中国数字产品出口数据,从出口规模、出口结构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等维度对中国出口RCEP伙伴国数字产品的新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也有所提升。但同时中国数字产品的出口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在产品结构上偏向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领域的出口规模相对较低;在地区结构上高度集中于日本和新加坡,对其他东盟国家的数字产品出口量偏低。此外,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还面临数字核心技术“卡脖子”、数字产品贸易保护规则不完善等诸多新挑战。因此,未来中国应以RCEP生效实施为契机,从促进数字产品出口升级,推动数字核心技术革命性突破,共建数字贸易规则、完善数字产品安全保障体系等多方面入手,全方位推动中国数字产品高质量出口。

俄乌冲突下的世界粮食市场波动与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利用的共同结果,俄乌冲突引发的世界粮食市场波动及其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需要受到高度关注。短期内,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无虞,但需高度关注农资与饲料粮进口成本及国内价格的上涨给后续国内粮食与畜禽产品生产带来的影响。长期来看,进口竞争与限制性出口贸易政策将持续加剧世界粮食市场的波动,恶化中国粮食进口的外部环境。在今后可能反复出现乃至常态化的小麦出口限制措施下,中国小麦的进口成本将显著上升。品种间的替代效应导致大米、肉类等农产品进口成本亦将呈上升态势,加大了中国粮食进口的输入性风险与可获性压力。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应防范国内农资与粮食价格异常波动,化解粮食进口风险,提升全球农业治理能力与粮食供应能力,牢牢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新冠疫情与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叠加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进口:外生冲击与合理应对

随着农产品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贸易环境变动对我国农产品进口以及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冲击将愈加明显。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我国不同农产品短期和较长时期的供需形势及进口需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畜产品,国内供给的下降以及补偿性消费需求的增加将在较长时间内推动其进口需求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履行不仅会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的金额与份额,同时还会因部分品种进口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在长期将会改变中国农产品自美进口以及总进口的品种结构。在疫情与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叠加的双重背景下,大量增加从美国进口猪肉、牛肉以及大豆等品种,既满足经济合理性,又顺应了现实需求,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农产品进口的合理选择,并将推动我国农产品进口格局发生较大转变。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我国应积极地通过增强国内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有策略地落实中美经贸协议、继续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建立进口与国内产业安全的预警体系以及提升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能力等途径,化被动为主动,在粮食安全双循环格局下保障农产品进口安全。

世界粮食危机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2006年以来,生物能源的发展使得世界粮食价格持续上涨,粮食危机成为世界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也是如此。那么,新形势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会有怎样的发展,世界粮食危机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研究了我国主要粮食产品的安全问题,结果表明,世界粮食危机中价格上涨最多的是大米,但由于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高,因此大米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大。小麦、玉米更是如此。大豆虽然是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最大的产品,但是我国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平抑波动。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世界石油危机背景下的我国能源安全

近年来,国际油价持续上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石油危机的困扰。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危机必定会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以及石油安全造成较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世界石油危机背景下我国的能源安全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此为切入点,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石油供求及波动趋势,对我国石油安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了一定威胁,但仍能维持;但如果进口保持现有趋势,我国在不久的将来保障石油安全将面临巨大挑战。

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孰轻孰重——兼论中国现阶段是否具有发展生物能源的空间

生物能源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抑制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解决能源安全的困扰。然而众多学者却更关心发展生物能源对粮食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2007年出现的全球粮食危机把这种担忧推到了顶峰。在此背景下是否还有发展生物能源的空间和可能性?本文通过对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的紧迫性的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不显著,然而世界石油危机却对我国的能源安全造成了较大威胁,两者相较,能源危机显得尤为迫切,表明生物能源的发展具备一定的空间。

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农产品范围的界定和分类

农产品的范围界定及分类口径迄今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给研究者选取农产品贸易数据时带来困扰。本文在比较常见的农产品统计口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能够适用于大部分研究者的农产品范围界定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上常见的农产品分类方法,为研究者提供参考。

入世前后中国农业贸易引致的就业“创造与替代”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除了粮食安全、比较优势、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外,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生产部门就业的影响一直令人关注,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多就业创造,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引致更多就业替代?本文运用1994-2009年数据,对入世前后农产品贸易开放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并对在不同情形下我国未来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替代效应的程度和方式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呈现出更明显的就业净替代变化;同时,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我国未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实际出口增速与平抑就业替代压力的"理想增速"相距甚远,未来土地密集型净进口所产生的农业就业替代量将在较大程度上超过劳动密集型净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我国农业就业整体"净替代"的趋势可能将长期持续。

中韩FTA对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GTAP模型就中国韩国FTA对两国及世界其余经济体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受到韩国取消对华农产品进口关税的影响,韩国农产品的价格、产出及需求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影响较为显著;而中国农产品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对世界其余经济体的影响则几乎可以忽略。

中韩农产品的贸易现状及前景展望

对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及出口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从农产品大类和具体品目两个角度对双方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变化情况做出研究,并依据分析结果对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前景做出了评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小麦价格波动——基于SV-TVP-SVAR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1997—2016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小麦价格的月度数据,运用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SV-TVP-VAR)模型,在综合考虑多种宏观经济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小麦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小麦价格波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响应具有持续性的时变特征,即不同时期小麦价格波动呈现正负向交替的差异化波动特征;基于时变视角来看,国内小麦价格波动对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响应相对“温和”且响应程度始终为正,即伴随着时间变化,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量始终对小麦价格波动产生正向影响;小麦价格波动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相互的冲击响应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小麦价格与CPI之间存在“成本—价格”螺旋效应。

新冠疫情下的中巴大豆贸易:现状、机遇与挑战

巴西是中国大豆进口的重要来源国,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巴西位于疫情"震中"地带,其国内形势日益严峻。本研究介绍了巴西大豆产业发展及出口现状并分析了疫情对巴西大豆生产及出口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中巴大豆贸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表明:短期来看,疫情下巴西大豆生产暂未受到显著影响。巴西货币大幅贬值使其大豆国际价格下跌,市场竞争力提升,出口增加。疫情期间出台的多项农业支持政策进一步为中巴大豆贸易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巴西巨大的大豆生产出口潜力以及与中国良好的经贸关系也为中巴大豆贸易长期发展提供机遇。然而,中国对巴西大豆市场的高度依赖,以及疫情所暴露出的巴西大豆供应链的脆弱性问题,也为中巴大豆贸易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中国应密切关注并深入巴西大豆供应链各个环节,降低中巴大豆贸易风险,并进一步扩宽进口来源,保障国内大豆供给。本研究对于降低中国大豆进口风险,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再考察——基于修正和扩展的CMS模型

越南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近年来逐渐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重要的目的市场。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速明显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却一枝独秀,保持连续高增长。然而,同期中国农产品占越南市场的份额却呈下降趋势。本研究分别采用修正和拓展的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测度分析了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及我国在越南农产品进口市场份额下降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越南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是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竞争力和出口产品结构则给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并成为制约我国在越南农产品进口市场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我国必须高度重视竞争策略的改变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以推动对越南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的出口。

SPS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以农产品不同加工程度的视角分析

基于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通报现状分析,使用2002—2017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到33个主要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SPS对我国农产品和不同加工程度农产品(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的影响。结果表明:SPS正式实施2年内对我国总体农产品出口产生贸易限制作用,之后影响变得不显著。SPS对我国初级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与总体农产品趋势一致,但影响波动更大;SPS措施对我国加工农产品的出口在正式实施2年内产生微弱的贸易限制作用,之后转化为微弱的贸易促进作用。为了积极地应对SPS,我国应该鼓励产品多样化,对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水平。

城市因“智慧”而低碳吗?——来自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探索

本文揭示了智慧城市建设促进碳减排的内在机理,并以2012年以来推行智慧城市建设的三批次试点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识别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有利于降低碳排放,这一结论分别在进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旧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试点政策更有利于减少京津冀城市群、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碳排放。进一步基于simhash算法去重、jieba分词和词频统计等917份试点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后发现,智慧产业政策通过驱动数据要素集聚及优化产业结构减少碳排放,智慧政务和智慧民生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升能源效率促进碳减排。运用机器学习算法的反事实检验显示,试点批次越靠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持续性碳减排效果越好。

中美经贸摩擦中的农产品进口与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充足稳定的农产品进口成为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GTAP模型对2018—2019年间中美贸易争端以及2020年中美签署并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和粮食安全的可能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1)争端期间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高水平进口关税虽然大幅减少了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但由于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其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总体影响相对有限。不同农产品品种上贸易转移的弥补作用存在差异,肉类、稻米和小麦弥补作用偏弱。(2)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订则有利于增加自美农产品的进口,但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农产品如南美的油籽、东盟的玉米等谷物等进口产生明显负向影响,对我国平衡长期且良性的贸易伙伴关系,维护今后的农产品进口稳定性和我国粮食安全形成相应压力。(3)需要注意的是,在特定农产品如油籽的进口上,有限的贸易伙伴选择和单一的“钟摆式”替代效应会给我国以农产品作为中美经贸摩擦谈判筹码的选项带来一定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