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王莽“五均六筦”政策探析

"五均六筦"是王莽依据儒家经典而实行的国家对工商业管理的重要措施。这一政策的实施是为了实现"齐众庶"、"抑并兼",更是王莽对儒家经典中所记载的治国思想的实践。尽管这一政策的初衷是美好的,但却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因用人与管理不当等因素而沦落为各级官吏、富贾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剥削手段,由此引起百姓强烈的不满与反抗,不但"五均六筦"政策以失败而收场,新莽王朝也随之败亡。

何休的“大一统”政治观管窥

何休作为汉代公羊学理论的总结者,依托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与发挥建构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借助于整顿和确立《春秋公羊传》义例,为困境中的今文经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同时,再一次高扬了"大一统"的旗帜。他通过对"春秋之五始"的逐条分析,从超越与现实两个维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并最终落脚于具有强烈现实指向的君臣关系。

从“孝悌” 到“举孝廉”——略论汉代政治与伦理的同构

西汉虽承秦的制度而立国,然而统治思想上却极力矫正秦政的流弊,从统治者自上而下对“孝”的推崇、践行到以此为基础和标准形成“举孝廉”制度正是其中的重要举措。这个过程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所谓的儒学“独尊”,更重要的是儒家政治观念与价值取向对国家政治的多方面渗透与引领。“举孝廉”制度的推行,一方面成为政府选拔和储备人才、扩大政权基础与增加政治活力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朝廷推行儒家教化、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先秦秦汉儒家禅让思想的理论变迁与政治实践

尧舜禹的禅让传说,经由先秦诸子或宣扬、或批判的探索和理想化塑造,为后世对于理想政治的讨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指引,成为批判现实政治的一种理想参照。秦汉之后,禅让学说与五德终始说、符瑞灾异说、天人感应论以及谶纬神学等多种元素相结合而形成其独特面貌,并最终在王莽那里成功演绎。尽管王莽尽力模仿尧舜禹以禅让的形式成为皇帝,但仍有所损益。此种损益,由历史变迁与理论发展共同塑造,亦是先秦至秦汉儒家禅让理论嬗变中的重要一环。

“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8年10月13—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中国哲学史》杂志承办的第二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为“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先秦秦汉儒家革命思想变迁

从先秦至秦汉,儒家革命思想经历了从"圣王革命"到"布衣革命"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产生,与汉代形成的"大一统"背景紧密相关,亦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一方面承继先秦儒家孟、荀对"汤武革命"的肯定态度;另一方面也创造性地发展了"应天受命"观念,实现了从强调"顺天应人"到强调"受命而王"的转换。这种转换同时也从理论上完成了"布衣革命"的论证,即革命的发动者不再一定是具有"大德"的圣王和贵族,而是通过后续的"神化"将开国皇帝进行重新包装与塑造,以证明上天的"受命"。而有汉一代,儒家的革命思想亦经历了从"受命之符"到"符命革命"再到"图谶革命"的嬗变发展。

《春秋繁露》中的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通过发挥《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在充分消化吸收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套以"天"为基础的宇宙本体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思想体系。在这套系统而完整的思想体系背后,贯穿其中的正是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及其相互渗透、相互强化的互动关系。人们在历史里寻找道德的根据,同时又把历史诠释成道德的历史。无论是道德的历史还是历史的道德,其中都存在一个演进的规律,这个演进的规律就是天命。天命是王道的本体依据,王道是儒家的终极社会理想。

“儒家哲学之大本与达道:以《中庸》学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5年12月12~13日,由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生活哲学研究中心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期刊中心协办的＂儒家哲学之大本与达道：以《中庸》学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从经典诠释到秩序建构——以王莽依经改制为中心

通过诠释经典进而影响政治是贯穿汉代历史的重要议题,王莽依经改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通过对王莽改制的考察,可以发现王莽对经学的理解和运用是对今、古文经的创造性兼采并用,而并非局限于《周礼》一经,但他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周礼》中所记载的制度具有现实可行性。而王莽改制的失败,既与其改制过程中对《周礼》的过度痴迷有关,也与其对儒家更为根本的为政理念之理解不当,进而在行动中出现偏颇并在具体施政措施中出现重大失误息息相关。

西汉中后期的改制运动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践

西汉一朝,由儒生们倡议、主导的改制运动成为贯穿始终的一项重要政治实践活动。汉武帝的“太初改制”虽然在正朔、祭祀、官制、明堂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但并未实现以儒家教化矫正秦政流弊的诉求。由对“太初改制”的不满,加上儒学影响与儒生群体的增大,汉元帝之后的儒生们继续以复古为基调倡导民生与礼制方面的改革,努力实现儒家政治理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贯彻与执行。西汉中后期的改制运动中折射出的既是儒家政治哲学从理论体系落实为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也是制度建构的政治实践对儒家政治哲学理论的检验与影响。我们可以从中洞察西汉儒家的时代际遇,以及汉代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缺失与实践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