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教材“质壁分离和复原”实验的比较与教学建议

通过比较现行6个版本高中生物学教材中“质壁分离和复原”实验设计,从理解结构功能观、基于证据思考、解决真实情境问题和拓展育人价值方面,探讨了建构“质膜具有选择透过性”概念的编写意图,提出了优化使用教材资源、突出表现性评价和挖掘跨学科实践的教学建议。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实施成效评估的基础是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关键是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基于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构建了多维度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长沙及全国其他大中城市宏观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发展质量的系统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虽然提升了城镇综合发展质量,但政策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而且试点政策对城镇发展各维度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维度与环境发展维度的影响呈现出“此升彼降”的反向关系;相对于社会发展维度,试点政策对城乡发展维度的边际效应更加稳定。从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的权重看,公共医疗服务水平的边际提升,对提高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贡献度最大。

进城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回归分解--基于湖北、广东的微观数据

采用2016年湖北和广东两省农民工家庭生计调查数据,剖析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在收入不平等结构分解的基础上,运用FY方法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回归分解,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人力资本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首要因素,其次是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行业和区域等因素对农民工收入不平等影响并不显著。在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的提升的基础上,鼓励农地流转,激发社会资本的作用,能够对农民工家庭收入的提高以及减缓收入不平等发挥一定作用。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土地金融的研究综述

2016年10月30日,《关于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出台,颁布了关于农地'三权分置'的措施.随后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的出台及各地的实践都表明,'三权分置'已成为新一轮土地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基础上,对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进行简单的梳理,对'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土地金融的各方面矛盾问题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政策落实中的问题和农村土地金融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矛盾提出相应的改善政策建议.

农作物生产专业化、技术效率与农户种植收入

基于湖北省866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农作物生产专业化-种植业技术效率-农户种植收入”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平均和异质性影响,以及种植业技术效率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中国的“大国小农”由传统“小而全”的多样化生产模式转向农作物生产专业化为其收入增加提供了新的路径;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对高收入分位点农户、山区农户的农业增收效应更强;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影响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作用于种植业技术效率施加的,其中介效应的影响占到34.99%。因此,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广大农户由传统“小而全”的“多样化小农”转变为“专业化小农”,并注重技术效率在收入增长中的助推作用,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农作物生产专业化的农业增收效果。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嬗变逻辑、理论内涵与政策取向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指在经济总量和规模高速增长到一定阶段后,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原则,以新发展格局为路径选择,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一种经济发展高级状态,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为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之路,应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以促进共同富裕为中心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质量、效率与动力“三大变革”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及其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了城乡关系从“同一”、“对立”走向“融合”的发展规律,揭示了城乡要素流动、二元结构消失、城乡持续融合,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趋势。面对国内外复杂变局,国家作出“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战略部署,其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文章在阐释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与新型城镇化思想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两者在经济、社会、环境和城乡发展等四个维度的内在关联,认为新时期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需应重点推进“两型”城镇化建设、发展新型循环经济;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与新型城镇化的思想内涵,适时调整优化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

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不断扩大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推动具有财产属性的宅基地有效流转,是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的强力引擎。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追踪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其中,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净效应为12.2%,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效应高于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指标对居民家庭消费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对发展型消费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组间差异结果表明,在经济区域层面,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大小顺序为:东部>西部>中部,此外,相较于“农一代”,“农二代”家庭消费受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更明显。因此,为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流转,注重提升流转户的人力资本,并警惕宅基地流转可能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宅基地流转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

推进宅基地流转是中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而作为农户家庭的核心资产,宅基地流转所带来的资产配置变动势必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Ⅳ—2SLS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尤其对中高收入组、“农二代”与东部地区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强;金融素养在宅基地流转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人口负担尤其是家庭少儿占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在未来政策调整中,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有序流转,但须警惕并化解宅基地流转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提升农户金融素养与人力资本,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及少儿福利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