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给付之诉及其执行的明确性要求

无论给付的内容是金钱、特定物还是行为,给付之诉内容的确定与相应的判决与执行在民事诉讼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现行法要求起诉状中的给付诉讼请求和给付判决主文都应当具有明确性,这也体现了强制执行程序立法中的争议问题。该诉讼要件不同于案件的实体胜诉要件,不适用补正裁定和补充判决,也体现出处分权主义下诉讼请求与判决主文之间的紧密关联。由于两者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并考虑民事诉讼处于动态推进中的基本特征,对判决主文的明确性要求更为关键,其应高于对立案请求的要求。在判断请求与主文明确性时,在指向作为行为的诉讼中满足客观唯一性标准即满足明确性要求,但是双方无争议的主观标准也可以被接受。而在停止侵害之诉中,我国法院也可能例外地将以“近似”为代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评价为明确;如果参考德国法经验补强相关裁判技术,也能形成与前述指向作为行为的诉讼相似的、客观标准辅以主观标准的审查标准;中外经验共同指向比例原则在强制执行法中的细化应用。在审判程序中,法院有权通过解释明确诉讼请求的内容,但是当请求不够明确时,法院不应排除当事人就其在实体法上本可以被支持的请求另诉的机会。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法官同样有解释判决主文的职权,其也可以准许当事人提起确认之诉或者利用当事人达成的新合意,实现就判决主文明确性要求的额外补救。

民事诉讼诉讼标的基础论

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法学中的核心概念与研习难点。应辨析诉讼标的与理论上抽象的民事之诉、当事人具体追求的诉讼请求与对应事实上发生的诉讼程序的诉讼三个概念的差别。围绕诉讼标的的诉讼法问题主要是诉讼标的的概念和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同时诉讼标的理论也与诉的系属、合并、变更和既判力等更具体的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实体请求权竞合的情形是适用诉讼标的理论的典型案件,需要了解旧实体法说、诉讼法说和新实体法说这三种代表性学说,其分别以实体法或者诉讼法上的因素作为识别诉讼标的数量的标准,但也都分别存在理论解释不周延或者不清晰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上,司法解释中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和新的事实的认定是三个关键问题,解决实务问题时也需要考虑配套制度的协同。最后,博智案是近年来最高法院参与处理诉讼标的问题的系列案,其体现了诉讼法说的观点,更值得我们作为进一步观察的样本。

论在线诉讼背景下的民事司法程序原则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民事司法提出了显著需求。在线司法/电子诉讼在比较民事诉讼法学视野中并非新鲜事物,我国的制度与实践供给在国际比较中表现十分突出。在线司法在我国发展迅速,这主要体现于专门互联网法院的建设和普通法院对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司法外的各类纠纷解决机制也都引入了在线机制。为了呼应传统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基本原则,电子诉讼条件下应当重申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内容即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在法院主导程序进行的原则下,当事人同意构成电子诉讼中突出的例外要件,其合法性、正当性与具体判断规则是争议与论证的重点。司法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整合原则在电子诉讼背景下得到广泛关注。在发展一站式多元解纷的进阶方案的同时,仍应重视法院裁判与调解的关系。无论时代挑战如何,实现正确裁判与保障正当程序仍然是民事司法不可放弃的核心目标。

反思事实预决效力

《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具有预决效力,但是我国学者对此认识不同,从立法论上看也应当否定上述事实预决效力。事实预决效力的主张无法得到传统既判力理论的支持,为达到扩大既判力的目的,应当提起独立的中间确认之诉。比较法上虽然存在扩张既判力范围的理论主张,但是存在标准模糊、缺乏可预见性以及可能无谓浪费诉讼资源的弊端,也不适合我国现有的发展程度,应当澄清既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可能造成的误解。此外,预决效力不同于既判力的事实排除效,也不同于公文书的证明力规则。

书证搜集裁判:模式比较与本土改造

引入两大法系共通的书证搜集裁判,有利于解决我国当事人提交书证能力不足的现实问题。在裁判模式上,大陆法系和美国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其书证搜集裁判的适用范围大致相似,并且裁判本身都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在裁判效果上,妨碍书证搜集的一方应当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于证据、事实、请求和程序层面承担不利后果。从现有制度出发,法院依申请取证制度应当引入比较法上书证类型的共识并且区分法官的裁判义务事项和自由裁量事项,同时从条件和过程两方面控制法官的裁量权,强调以裁判的形式加以保障。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正是书证搜集裁判的现行法基础,有必要重塑和细化其规范要件,并且建构层次清晰的裁判效果体系。

德国诉讼标的实体法说的发展——关注对请求权竞合的程序处理

诉讼标的的识别问题是民事诉讼法学中的核心理论问题,也与实体法和其中的请求权竞合学说紧密联系。为了解决旧实体法说下的理论困境,伦特主张基于当事人对请求权选择的无所谓态度,尽可能认定单数的诉讼标的,但是在判断既判力时则应当承认例外。随后,亨克尔率先系统地提出了以处分客体为核心的新实体法说,强调从多重功能角度重新理解实体请求权概念,乔治亚迪斯则系统地论证了请求权规范竞合概念,并将其与诉讼标的的识别挂钩,但是其都不能从德国现行法规范体系中找到支持,无法被主流观点接受。在考虑通过实体法思路解决请求权竞合时的诉讼标的识别问题时,应当注重本国的实践传统,挑战者因此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说服责任。

论我国民事判决补正裁定制度的细化

民事判决始终可能出错,需要通过补正裁定制度更正其中的形式错误。在《民诉解释》出台后,我国仍应进一步完善补正裁定制度,避免实践中的滥用。德国法上对形式错误的补正分别针对显然错误和事实部分错误,在程序上前者可由原先判决的法院或者上诉法院随时依职权补正,后者只能由判决法院在一定期限内依申请补正。与德国制度大致相同,美国法和日本法也规定了判决错误补正制度。我国补正裁定制度应注意上述两种形式错误补正程序的差异。错误显然性应作为判决可以补正的标准,也要考虑补正便利和司法效率。补正裁定制度未来也应适用于案件诉讼经过记录中的错误。

德国诉讼标的诉讼法说的传承与发展

诉讼标的诉讼法说长期以来是德国法学界的通说。按照学说出现的时间顺序,同时也是遵循学说在往复中逐步深化的过程,还原代表性德国学说的全貌,有助于挖掘各主张背后的价值考量和论证方式,突显大陆法系基本原理的学术脉络、知识谱系和传承发展。尼基施提出了被认为结合了诉的声明和事实因素的二分支说,他也区分了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中的识别标准,但后期转而奠定了新实体法说发展的理论基础。对比而言,与他同时期的罗森贝克虽然一直守在诉讼法说阵营前列,但没有将其主张坚持到底,而是在20余年的发展中从二分支说逐渐向一分支说转向。依托于二分支说,施瓦布提出了以诉的声明为核心的一分支说,并以驳论方式否定了存在多个生活事实时构成诉的合并的理论可能性。这种学说从立论来看过于简单,尤其在既判力方面常常面对严厉批评,他则通过提出独立的、决定既判力客观范围的裁判的本质概念加以回应。在前述诉讼法说与实体法说、二分支说与一分支说的对话的基础上,哈布沙伊德成为诉讼法二分支说的集大成者,他有力地论证了生活事实概念的独立地位,但仍然承认既判力规则存在例外。上述对德国理论传承和发展的研究,无论从方法论来看还是在具体识别标准的认识上,都将助力我国诉讼标的理论的深化。

论可仲裁性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美国反垄断仲裁经验的考察

我国立法并没有为司法实践提供判断可仲裁性的清晰标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反垄断可仲裁性司法审查制度展现了放开且细化的趋势,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纠纷可仲裁性的审查标准主要是纠纷解决、公益保护、实质正义和事后补救。基于上述标准,我国反垄断争议应当具有可仲裁性,其他纠纷可仲裁性的审查也可参考上述标准。

《民法典》背景下民事给付之诉的原理与认定:以给付的内容为核心

给付之诉在《民法典》和民事诉讼中地位突出。给付请求和判决主文可能针对金钱给付,也可能针对特定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给付之诉的审理牵涉请求权和诉讼标的的识别问题,给付内容明确的给付判决通常可以成为执行依据。给付判决在要求债务人给付之外,也包含了对相应给付请求权的确认,但这种确认与对法律关系本身效力的确认不同。停止侵害之诉、产生临时性救济效果的行为保全制度,以及具有类似给付内容、代表我国特色的人格权禁令,都指向对义务人未来行为的禁止,也应当从给付之诉的角度特别关注。根据给付内容是否明确,继续履行判项可能分别构成给付判决和确认合同有效的判决。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有时不易区分,关键在于“给付”与“确认”指向的救济或权利保护形式。探望权诉讼和确认优先受偿权诉讼均在确认之外具有明确的给付要求,应属于给付之诉。虽然确认判决原则上不应具有执行力,但是考虑我国实践需求,可以尝试从判项中解释出给付之诉必备的给付要求。

论民事诉讼中事实的证明方式

在两大法系的证明理论中,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均得到明确区分。从大陆法系法理来看,区分两者时应注意到同一事实在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下可能具有不同的属性。本身含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在实体法中常常出现,法官不宜将其直接作为案件证明中的要件事实,而应当将案件中具体出现的、符合该抽象概念的事实类型作为要件事实。应当区分实体法规范中直接规定的、抽象的要件事实概念与争议案件事实中出现的、对应法律构成要件的主要事实,通说中广泛承认的直接证明模式应当继续存在。在间接证明中,可以基于对审理技术和裁判技术的认识并考虑根据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攻防的可能性,区分以下三类证明方式,即较高盖然性经验法则的经验法则常规适用,经验法则虽然盖然性达不到前述较高的程度、但是能够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经验法则弱化适用,以及通过完善证据链条达到证明效果的、一般的间接证明。间接证明对应专门的制度设计,可能体现为证据链与证据环的不同形式。

论民事诉讼中的法律规范引用

在民事裁判的说理中,对法律规范的引用十分重要。根据现行法规定,法律规范可能在判决书的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部分被完整具体地引用,其引用范围根据引用位置不同而有所区别。大陆法系的涵摄技术和请求权基础方法可以作为法律规范引用的比较法参考。引用规范上的完整程度和引用数量上的详略程度应有所差别,后者应考虑引用处于裁判说理还是裁判依据部分以及裁判说理本身应实现的繁简分流目标。在具体引用法律规范时,法官也应注意规范用语中“依照”与“参照”在立法技术上的差异,准确判断“适用”在前述哪一种含义上被使用。

我国仲裁调解案外人救济途径评述

仲裁调解中，案外人有必要获得法律救济。其中，程序法上的救济极为有限且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增加案外人直接申请司法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途径；完善执行异议制度甚至考虑将其改造为执行异议之诉，通过将对各种执行依据的审查都纳入诉讼构造的方式，加强事后审查法官纠错的职权。同时，主张作为调解基础的实体合同无效进而仲裁调解无效或者仲裁欺诈侵权损害赔偿，也是实体法上的可行选择。

我国养猪设备发展史及未来趋势

本文主要讲述了我国养猪设备的发展史,从传统纯人工养殖,到机械自动化设备,再到网络智能化设备;并列举各阶段所出现的代表性养猪设备,简要讲述其工作原理和发展优势;最后介绍了我国养猪设备的现存问题和未来趋势,旨在阐明我国养猪设备所实现的从无到有、从落后到智能的飞跃。

德国司法判决书中的说理:实践与学说

德国民事一审判决书在形式上由判决的冒头部分、判决主文、本案事实、裁判理由和法官的签名组成,控诉审和上告审判决书通常也遵循这种结构。法律并未一般性地规定裁定的形式和内容,此时可以参考一审判决的规则,但是裁定中只有统一的理由部分。基于德国《基本法》中的不同规范,裁判应当说理。具体而言,本案事实的记载为当事人的口头陈述提供完全证明力,其详细程度因法院而异。裁判理由应当概括裁判中对事实和法律观点的考量,遵循相对固定的格式以及所谓判决体例。就法官造法而言,应当警惕裁判要旨作用的局限性,先例原则上也不具有拘束力。联邦最高普通法院的协调机制很少被适用。在说理中,法院必须遵循法律解释方法和逻辑涵摄规则,这种三段论模式主要是形式上的要求,法官在实质上应当详细分析所有与公正裁判有关的观点。

反思民事诉讼中对立案证据的要求

虽然历经改革努力与修法,立案审查问题及“立案难”现象仍然存在。我国现行法和司法实践通常要求原告在起诉时提供相关证据,但是其具体标准并不明确。包括“预立案”现象在内的司法实践对立案证据的重视有多重理由。对立案证据的要求与我国现行法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大方向存在张力,无法在立案阶段完成要件化的改造,两大法系的共通经验也不包括这一要求。对立案证据的要求也不符合民事诉讼中立案前后阶段的分工,法院更应当在立案且送达后收集证据并据此审查诉讼要件。证据调查在庭审结构中的位置与证据调查的直接原则也反对对立案证据的要求。不过,在涉及纯粹程序性事项和与公益相关的特别规则时,应当例外地承认立案证据要求。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最新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的市场发展十分迅速,其中新兴市场的影响力增大,其可能管辖的国际商事交易也变得更为复杂。国际仲裁机构面临与国家法院的良性竞争,需要国家从制度上支持仲裁,也需要仲裁机构有效管理仲裁程序,并且加强对仲裁程序中适用中间救济的保障。虽然国际商事仲裁被认为具有仲裁员自由选择、程序灵活、快捷廉价和便于全球执行的优势,但是三者在实践中通常并非毫无疑问,尤其是就仲裁员选择而言,实践中在仲裁员利益冲突披露和仲裁代理人关联关系的认定上就存在不少争议。同时,在判断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仲裁庭管辖权自治的非终局性、禁诉令的效力和实体准据法的确定等几个问题上,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新发展都值得关注。此外,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仍有很多前沿问题值得探讨,其中以多方参与仲裁程序和仲裁中的抵销问题最为突出。

德国调解制度的新发展

与民事诉讼相关的调解可以细分为若干具有不同内涵的调解制度,在比较法上各法域之间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与美国法上对于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强调不同,德国语境下的调解有其特色。本文作者作为德国民事诉讼法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本文中介绍了立法修改的情况和新法实施五年后的最新进展。在原有法院外的调解、法院相关的调解和法院内调解的实践基础上,2012年的新《调解法》提供了清晰的法律规范框架。同时,新《调解法》为上述调解制度提供了就诉讼时效期间和其他时间限制、调解保密性、调解结果的执行力和调解费用方面的配套制度,对于调解员资格的认定也给出了相对明确的答案。新《调解法》的施行本身并未终结旧调解制度的争议,相反在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又导致了新争议的产生。本文作者进而认为,诉讼程序应当和各种形式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自由竞争,这包括调解、和解、仲裁等各类被主动提供和被各方要求的程序。

浅谈房地产企业销售收入的确认

如何确认销售收入，对房地产企业来说将直接影响其当年的经营成果。房地产开发企业从取得土地权、进行规划设计开发等前期工程、到开始建设最后竣工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同一般工业生产企业相比，房地产开发具有开发周期长、投资大的特点，房地产销售一般需要经过取得预售许可证签订预售合同、取得销售许可证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买主验收确认、办理产权过户等环节，因此房地产企业销售收入的确认同一般的生产企业相比具有特殊性，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销售收入同税法销售收入的确认有存在一定差距，下面就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收入的确认与计量提出几点浅薄的看法。

对当事人释明义务的释明

一诉讼制度很少与学者的名字挂钩,主要是因为这常常属于法学常识。这其中有几个例外,比如里奥·罗森贝克(Leo Rosenberg)的证明责任规范说[1]和拉尔夫·施蒂尔纳(Rolf Sturner)的当事人释明义务。[2]对施蒂尔纳来说,法教义学并非纯粹的法律技术,而是贯行法律文化的手段。作为德意志诉讼法律文化在国外的大使,;他取得了持久的功绩。我很欣赏他一生的贡献,并通过这篇文章向与我多年合作的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