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国会计界的四位先辈

大家熟知的,为我国会计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潘序伦、杨汝梅、安绍芸以及徐永祚四位前辈,现已先后谢世了。作为后学对先辈“遐不作人’的嘉言懿行,迄仍铭记不忘。 潘先生是我在暨南大学初期求学的教务长。他毕生尽瘁于培养青年,提掖后学。我之从事会计写作,就得益于他的引导与帮助。1936年前后,我在中国银行工作时,经他介绍与顾准同志相识,并嘱我代为搜集资料,勉励我从事会计写作。当时。

浅议恢复银行借贷记帐法

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建立借贷记帐法的是银行会计。早在一九一二年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时,谢霖就把原来钱庄用的单式簿记改为以收为借、以支为贷的复式簿记。后来开办的银行在记帐方法上的变革,都是在收付或付收的圈子里作些枝节改良。

总行制定会計制度中的“三害”

人民銀行在制訂会計制度工作中,八年來从無到有,从零碎片断到系統完整,获得了一定的成績。仍是这項工作中的缺点也很多。在制訂会计制度时,自以为是,不研究我国的經济特点,不虚心傾听群众的意见,任意布置执行,朝令夕改,不知浪费了国家的多少人力和物力。人民銀行总行每年在总結会計工作时,还說成績很大,自我陶醉;而沒有深刻地認識存在的缺点。自陈云副总理指出人民銀行的某些制度繁杂机械后,才引起銀行的注意。我想許多缺点的产生,是同总行存在的“三个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总行在制訂会計制度时犯了主观片面的錯誤。例如1949年末在华东区行开会討論賬务組織时,总行說老解放区沒有建立日記賬。好像建立日記賬就是很大的錯誤。当时我曾說如果一定要廢除日記賬,虽無不可,但是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現在已經建立了日記賬,总行又說什么不能廢除了。又如1950年总行召开会計会議时,不顧借貸分录的科学性和長久以來为人所習用,坚决要在銀行独樹一帜,改“借貸”为“收付”,片面的認为易教、易学、易懂。但是事实上多数同志都以“借收”“貸付”來勉强应付,或者在賬册上印成“借收”“貸付”字样,反而造成許多麻煩,結果不得不重新改用“借貸”。另外还把数字的三分位制改为四分位制,說什么四分位制是民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