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动态分解、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以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为框架,构造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对中国2006—2019年城市碳排放治理绩效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含义、跨期动态变化、区域均衡等层面对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进行多维分解,检验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样本期内全国城市平均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中国各地的平均碳排放绩效水平不断改进,创新效应对其贡献逐年增大但赶超效应贡献不足;第二,空间分异方面,珠三角、长三角、粤闽浙沿海、长江中游等东部地区城市群不仅平均碳排放绩效水平普遍较高,且碳排放绩效的增长速度较快,中西部地区仅成渝城市群碳排放绩效表现较好,中原、京津冀等城市群近年来碳排放绩效的改善速度较快;第三,基尼系数测度及其分解显示,近年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指数的分异程度逐步加深,分异成因主要为城市群组间差异,城市群内部差异贡献度较低;第四,Lasso分析及双固定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清洁能源使用、金融发展、绿色环保和科技支持能够有效改善城市层面的碳排放绩效,能源消耗强度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碳排放绩效具有负面影响;最后,城市群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各城市群间的驱动因子存在一定差异。

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单元,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在县域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突破口。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经历了从抑制到快速非均衡发展、再到良态互动的长期演进,县乡间的经济溢出和县域经济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渐凸显。县域经济能够从城乡融合、有效治理和绿色发展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振兴,并且二者在实践中也具有共同的发展目标和良好的耦合关系。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产业融合与绿色发展,依托县城发展统筹城乡资源和公共服务水平,自上而下深化各级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

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与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技术进步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依托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县域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发育与城乡、政策、生产的良性互动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经济大循环的角度出发,“城镇经济循环”“城乡经济循环”“政策经济循环”共同构成了县域经济循环体系,集中体现了县域经济主体和空间的相互关联。但由于循环中存在摩擦因素,搜寻成本、验证成本、复制成本和追踪成本会阻碍县域经济循环和经济内生增长,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减少县域活动的四类经济成本提升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通畅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要持续推动要素信息数字化,加快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同县域经济的深度融合,逐步实现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减少三道“数字鸿沟”导致的福利损失,以数字能力建设全面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70年西北地区工业发展与政策评价——基于低碳经济的视角

在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西北地区工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西北地区低碳工业园区政策对工业低碳发展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机制检验。结论表明,低碳工业园区政策对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与低碳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离散双重差分模型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述结论无显著差异。机制验证表明,西北地区的低碳政策实践主要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激励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两条路径促进工业低碳发展,而短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工业低碳发展暂无显著影响。在西北地区未来的工业发展中,应当从数量与效率两个层面进一步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利用全球清洁发展机制与自主研发手段构建低碳发展体系。同时应当注重长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提升西北地区的低碳工业发展水平。

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单元,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在县域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突破口。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经历了从抑制到快速非均衡发展、再到良态互动的长期演进,县乡间的经济溢出和县域经济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渐凸显。

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双重逻辑

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单元,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在县域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突破口。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1.城乡融合视角下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

绿色信贷是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大政策创新。本文使用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内外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开展前端治理和绿色办公的可能性,加快了企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其他治理方式的转型。以上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资金使用效率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资金成本、收窄融资渠道的外部约束和增加企业环境关注两种方式影响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水平。绿色信贷政策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影响存在差异性,位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和高管教育背景较好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绿色信贷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要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关注企业行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强化资金管理能力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放大效应。同时,重视企业内部环境治理意识的培育,有机结合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不同类型企业绿色协调发展。

排污权交易制度下污染减排与工业发展测度研究

研究目标:考察排污权交易制度下,污染减排和工业发展的实际成效,并测度"环境-工业"系统间的依赖关系和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分异。研究方法:基于我国2003~2017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描述性分析、耦合协调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制度下,我国实现了主要污染物的总量减排和工业发展,基本符合"强波特假说"的理论阐述;"环境-工业"系统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依赖关系,在多数年份中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但在考虑发展水平的条件下,耦合协调度仅在最后3年达到较高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工业绿色发展的总体水平存在时空差异。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最为明显,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分异程度最大。研究创新:构建了排污权交易制度下,污染减排和工业发展的理论模型。从系统间的依赖关系和区域差异两类视角出发,识别了"环境-工业"系统间的依赖模式和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来源。研究价值:为进一步加快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本土化,协调环境质量与工业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排污权交易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2007年我国在十一个省份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为研究排污权交易制度对污染物的政策影响提供了一次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等方法评估了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约束性总量控制污染物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对二氧化硫、氨氮和化学需氧量三类约束性总量控制污染物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并且排污权交易的环境影响并未受到排污费和"两控区"政策的干扰;东、中、西部地区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依托其市场和技术优势,能够实现三类污染物的有效减排,而中部地区对二氧化硫和氨氮的减排规模占实验组排放的比例更高;环境规制强度深刻影响着排污权交易的实施效果,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排污权交易对三类污染物的减排效果更为明显。当前我国的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应进一步扩大交易范围和主体,缩小地区间技术与市场发育水平的差异,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市场。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

绿色信贷是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大政策创新。绿色金融作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环境项目外部性、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激励金融机构和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作为现代环境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绿色金融既具备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特征,又兼具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能够减少“两高”行业的信贷配给,影响地方和企业的发展战略,实现产业结构改进,加快生产方式向清洁生产转型。从环境治理的角度看,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银行贷款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而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性行业在银行信贷可得性方面长期具备显著优势,绿色信贷对污染企业的限制也因此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