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赋能气候治理的法治挑战及应对

利用人工智能应对气候变化的场景众多,人工智能可能作为一股空前强大的“技术权力”辅助政府作出气候决策,增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公众参与和赋权,扩大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各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差距,影响全球气候治理的议题设定和治理规则。同时,人工智能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加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不公,侵蚀气候变化相关行政决策的公平性、准确性,危害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且人工智能自身在全生命循环过程中的碳排放缺少明确法律规制。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立法需要明确人工智能介入气候行政决策的限度,允许公众了解和评估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影响,并健全行政机关首位承担责任制度;在人工智能的伦理规则与法律规则中加强可解释性、非歧视性的规定,防止人工智能加剧气候不公和“数字鸿沟”,保护用户的数据自决权、隐私权。此外,应当通过制定数据质量标准、可重复性标准、绿色标签制度等,规制人工智能训练和运行中的碳足迹。

中国民法法典化与生态保护

民法典的制定是中国法制进程中的奠基性事业。文章论述了绿色主义应当成为中国民法法典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民事主体的变革———将未来世代人视为民事主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关于动物在民法典中的地位问题,民事权利的扩张———独立的环境民事权利的引入,物权法的变革,侵权制度的变革等内容。

对动物福利立法的思考

动物福利是保护动物康乐的外部条件。立法层面,动物福利比动物权利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动物福利立法的宗旨不应当局限于保护动物自身,而应当上升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度。动物福利立法的保护对象不应当局限于与人类有密切联系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脊椎动物,而应当根据动物福利立法的宗旨加以确定。除了关注宠物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工作动物、表演动物和竞技动物的福利外,也应当关注野生动物的福利。野生动物的福利不仅仅限于免除或者减轻痛苦,更重要的在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态环境。

美国和印度ENGO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以ENGO环境公益诉讼推进环境保护是环境保护法得以实施的重要环节,探讨了ENGO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在介绍美国和印度的ENGO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原告资格、被告、被诉事由、前置程序、限制要件、管辖法院、调查权、裁判结果及费用等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探讨其对中国ENGO环境公益诉的借鉴意义。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我见:兼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公布引起了各界热烈讨论,为了凝集共识,需要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基本原则和治理机制等基本问题予以重新审视、检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应体现以下几点:坚持将《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的"基本法",以解决新时期具有多源头、跨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为实践导向,同时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大气违法成本。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明确以下基本原则:大气质量优先原则、大气污染预防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共同责任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原则。就修法定位来看,此次应作重大修订,并结合新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确立"多元共治、社会参与"的新型大气环境治理机制,明确大气环境公益诉讼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大气治理法律责任。

欧盟、德国温室气体监测统计报告制度立法经验及政策建议

欧盟、德国温室气体监测统计报告制度,作为欧盟及德国温室气体排放监管体制的基本要素,不仅是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监管的基本手段和行政执法的重要依据,也是欧盟和德国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创新以及构建基于市场机制的温室气体减排制度体系的物质保障和法律政策保障。其在监管主体权责科学配置,确保排放主体如实履行报告义务,第三方查验机构准入监管和核证机制构建,碳配额登记与交易注册平台建设等方面的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碳减排政策体系和进行减排制度创新时予以借鉴。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环境法律机制构建——基于区域合作中国际环境资源法律机制构建的视角

以对当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法律机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为前提,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及其启示加以有益的借鉴,倡导在确认成员国有确定本国环境保护水平的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区域环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而尝试在协调区域内成员国间环境标准及协调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环境协定间的关系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新的模式。

±800kV直流特高压线路带电作业专用工具研究

±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具有绝缘子串长且吨位大等特点,其带电作业过程中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为此,研究并设计±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的专用配套工具,并对传动系统和液压系统进行改进和优化。经机械性能试验,验证了该套工具的安全可靠性。该套工具降低了带电作业工作强度,提高了作业效率,促进了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的发展。

我国碳交易法律促导机制研究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面临巨大的减排挑战,同时也面临碳市场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顺应节能减排领域对碳交易市场化的法律需求,发挥法律在碳交易市场创建、交易规则形成、市场规模扩张、交易平台构建、交易形式创新等方面的制度优势,是当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化进程中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充分利用我国巨大的减排潜力所形成的交易影响力,在国际碳交易市场化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我国在低碳发展中"后发优势"的重要保障。因此,探讨法律在碳交易市场化进程中对碳交易市场创造、交易技术保障、物质保障、制度保障、交易平台、碳权保护等市场化环节中的基础性促导和保障作用,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法律生态化趋势初探

法律生态化趋势是生态伦理观在法律上的反映 ,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革命是法律生态化的伦理基础 ,正是这种变化了的价值观引发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在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宪法地位以及创设新型权利 ,承认环境组成部分的内在价值及其有限的法律主体资格 ,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诉讼主体资格 ,生态本位的立法目的 ,民法生态化等方面。

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的法律与政策分析

合同能源管理(EPC)是我国现在正在推广实施的节能管理方式之一。但我国EPC机制发展迟缓,究其根源,是EMCo经营风险太大,市场诚信度不高所致。应当改进相应的法律政策,制定强制性的环保标准,建立公正权威的节能量认证机构,推进EPC项目融资,并与碳交易相融合。

对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再思考

生态补偿是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供者支付费用的机制,其理论依据主要有自然资本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等。生态补偿的主体是依法有进行生态补偿的权利能力或负有生态补偿职责的国家、国家机关、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以及自然人。生态补偿的客体包括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主体所从事的各种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行为。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有公共财政补偿方式和市场机制补偿方式。生态补偿标准主要涉及生态补偿客体的自然资本、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以及环境治理或生态恢复成本。

我国环境争端非诉讼解决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环境争端非诉讼解决方式(ADR)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观念上的障碍、缺乏系统化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等问题,其比较优势未能有效发挥。因此,我国应建立多元化、系统化非诉讼解决机制;环境争端早期中立评价机构以及司法性ADR机制;完善环境争端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性;充分发挥行政处理方式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略论我国矿山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矿山安全是采矿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矿山安全对发展地区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的不断加大,矿山安全法律制度建设相对于矿山开发来说却相对严重滞后,以致矿山生产环境不断恶化,矿山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在对我国矿山安全问题及其成因进行法律经济分析的前提下,找出我国矿山安全立法的问题与不足,并在与美国矿山安全立法进行差异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矿山安全立法的完善进行有益的思考和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金砖国家国际合作的视角看气候变化时代的中国能源法

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及密集型农业模式使得金砖国家对于全球变暖表现得更为脆弱。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金砖国家的行动会对世界范围内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中国承受着国内能源短缺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要求的双重压力。中国已经制定了若干关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法规,并正在制定中国能源法。这些法律法规在节能降耗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不能很好地解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将金砖国家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汇总进行研究将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代开展国际合作、重建能源法律体系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指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将其能源部门的相关政策与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立场相协调。

从GATT第20条的解释看环境税的合法性

环境税虽然是有效的环境保护手段,但是它与GATT/WTO规则存在潜在的冲突。从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对GATT第20条的解释来看,环境税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合法性地位越来越获得WTO成员国的认同。在中国讨论制定环境税之际,我们有必要从国际贸易规则的角度来研究环境税的合法性问题,从而防止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在欧美等国积极主张征收碳关税之际,中国作为碳关税的最大受害国,必须采取有效的法律应对之策。

生态红线责任制度探析——以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为视角

文本试图从生态红线特征入手,推导归纳出该概念的内涵外延。同时,以生态红线的严格性、明确性、综合性等特点为论证基点,与生态法基本原则进行理论对接,从而深入探讨风险预防、保护优先、公众参与等原则在生态红线这一概念上的映射。而后,结合我国政策与法律的发展渊源,对生态红线责任体系进行类别化解读。将其细化为生态红线政治责任和生态红线法律责任两部分。通过对政策的解读来实现立法趋势的预测,通过对法律形式的剖析来寻求其政策性渊源,进而比较生态红线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异同关系,以期实现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文本对建设法治化的生态红线责任体系的雏形进行分析,展望了生态红线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的定位和关系。

日本环境侵权法的发展

日本的环境侵权法并非单纯由过失责任原则直接发展为无过失责任原则 ,而是经历了从客观过失理论到过失推定 ,再从过失推定到无过失责任主义的演进过程。日本法制在环境侵权的私法救济上将损害赔偿与排除侵害分割开来 ,各自开创新说。且排除侵害制度的重心在于权利本身 ,即对何种权利于何种程度上承认排除侵害请求权。

排污权交易制度探析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制度之一 ,是许可证交易制度在污染防治领域的表现 ,可以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目前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 ,需要从配套改革、制度内容。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的法理关系探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都是环境诉讼制度的创新。但是,学界对于两者的关系定位存有较大争议,主要原因是两种诉讼制度在设计理念、规范基础以及规则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同质性或者相似性。从法理角度来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都是生态环境整体利益保护的需求在诉讼法律制度中不同维度的演绎,并且两者也将在生态环境利益中实现价值的统一。基于此理论,两者衔接中采取生态环境损害程序优先适用原则也具有正当性。同时,基于生态环境利益整体主义视角,两种诉讼制度的设计所存在的问题如法律依据不足、司法衔接技术设计的不足等,可以通过新的规范解释加以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