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赋真伪辨

“宋玉赋十六篇”,最早见载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载“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宋玉集二卷”,到《宋史·艺文志》便不见著录。据郭沫若推测,《宋玉集》大概失传于南北宋之交。现存相传是宋玉的赋作共十三篇:《九辨》、《招魂》(王逸《楚辞章句》所收)、《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昭明《文选》所收)、《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和《舞赋》(《古文苑》所收)。另《艺文类聚》卷八二“菰”字条下有“宋玉之(《太平御览》九九九作“赋曰”二字)主人女为炊雕胡饭”一句。

论赋与诗六义之“赋”的关系

赋这种文体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诗六义之“赋”究竟有没有关系？这本来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历来都认为，赋由诗六义之“赋”发展衍变而来。

规模空前 功绩卓著——喜读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

敦煌遗书中的歌辞,20年代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罗振玉《敦煌零拾》所收法藏本《云谣集》前半部和朱孝藏《疆村丛书后编》所收英藏本《云谣集》的后18首,加上零星杂辞,总数不满百首。30年代,刘复印《敦煌掇琐》,载法簸《云谣》后半部,兼及单首和联章小曲;周泳先编《敦煌词缀》,录辞21首。40年代,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问世,收辞160余首。进入50年代,由于我国国际交流的日益广泛,学者视野开阔,到任二北编《敦煌曲校录》时,已收曲子及大曲540余首,并兼收宗教歌辞以备体裁。这一时期向达等人合编了《敦煌变文集》,所载变文中有一些插曲歌辞。60年代,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学者饶宗颐和法国学者保罗·戴密微合撰了《敦煌曲》一书,录辞318首,图版极精良。70年代初,任半塘经过20多年的醖酿积累,着手编撰《敦煌歌辞总编》。

任中敏教授对敦煌学研究又出新成果

我院任中敏教授在《敦煌曲校录》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和不断增订而编著的《敦煌歌辞总编》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总编》共收敦煌卷子中的歌辞一千三百多首,分杂曲、大曲两大类,杂曲中又分云谣杂曲、只曲、普通联章、重句联章、定格联章和长篇定格联章六类。

论《唐戏弄》对戏剧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戏剧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在中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还是近代以来的事。1915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发表了他在戏曲研究中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宋元戏曲考》,从此揭开了我国古代戏剧史研究的序幕。之后四、五十年中,各种戏剧史专著陆续问世,其中以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1936年)、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1940年)和任半塘的《唐戏弄》(1958年)最为学界瞩目。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我国戏剧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刀。它在“古人未尝为此学”的情况下,对古剧资料的发掘。

汉赋创作思想初探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都有自己的思想轨迹。而歌颂和暴露几乎成了这种轨迹的正负两极,它们不但决定着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检验着作家作品的作用和成就。因此,追寻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思想的轨迹,不能不是打开研究和评价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大门的一把钥匙。 在汉代四百余年中,赋是文人创作的主要形式。因而探求汉赋的创作思想,即成了汉代文学研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

司马相如对辞赋创作的贡献

“两司马”是人们对西汉文坛翘楚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并称。自汉代班固论武帝得人,举凡“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以来,历代论者即多以二人相提并论。如《北史·文苑序》谓汉自孝武之后,“扬葩振藻者如林,

西汉抒情赋概论

赋在两汉四百余年的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首先集中于那些描写苑猎京都的宏篇巨构，以后又偏重于东汉的抒情短制，唯独于西汉时期的抒情作品很少顾及。一些文学史在介绍某个作家时即便有所论述，但也只是散章片段，很难反映这一时期抒情赋的创作概况。

《唐声诗》简介

任半塘先生的新著《唐声诗》最近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继《唐戏弄》以后，任先生的另一部力作。作为一部开拓新领域的学术著作，《唐声诗》旨在探讨唐代诗乐及唐人歌诗的实况，在对历代和中外多种有关见解进行评析的同时，提出了他自己一套完整独立的唐声诗学的理论。这部新著在阐释唐代文艺发展的真象、填补以往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方面，都堪与旧著《唐戏弄》媲美。